第八章高远浩大的胸襟术（2）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

    内圣，就是圣明，指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文章才华；外王，就是建功立业，就是指一个人一生为国家、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曾国藩强调，一个人要立志。只有立志高远，才不至于流于一般。他教导子弟，要求做到“三有”：有志、有识、有恒。

    随着职务的提升，特别是升任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曾国藩开始关注治国问题，研究社会现实，其理想得到升华，由一般性的理想转向务实，转向挽救世风。这是他理想的一变。

    曾国藩认为：“大抵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者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意思是说，要改变社会风气，办成某一件大事，需要一二个有识之士发轫，之后才有人跟着应和，最后形成新的风尚。清王朝到了咸丰初年，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病入膏肓”，几乎无药可救了。朝廷上弥漫着一种浓厚的和同、阿谀氛围，假话、套话、官话连篇；办事敷衍颟顸，衙门习气严重。改变这种风气，关键要从皇上开始。所以他大胆呈上了著名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这篇疏里，他重点讲了琐碎、文饰、骄矜三种风气，强烈要求咸丰帝预防。咸丰登基不久，哪有那么多不好习气呢？因此说是“预防”，既为预防，有些话，就会说得过头。他在这篇疏里，对咸丰的所作所为，大大的批评、指摘了一番，比如批评咸丰行政失误达13处，提醒咸丰好读古书会产生“尚文饰”的陋习，等等。著名作家唐浩明认为，曾国藩此疏有五大出格，主要是指责过头、小题大做、借题发怒、越职代言、词锋峻利，是很恰当的。但是既然是言事，既然是预防，当然要把话说得严重一点。

    上这样的疏，是很危险的，但是曾国藩业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风，其他个人得失都置之不理。他说：

    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

    他将正风气作为自己的理想与工作的入手点。但是社会风气的形成，特别是朝廷上下、地方官府、国家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形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朝官僚作风、世风的形成从康熙以来就逐渐滋长、蔓延，终于长成痼疾，不可医治。其成形过程大致为：康熙末期，吏治松弛；乾隆、嘉庆时候，崇尚才华，读书人好高骛远；道光采取镇静收敛的办法，以求改变浮夸的不良风气，造成了墨守成规的风尚，视胆小退缩为谨慎，视柔顺附和为恭敬。办理公务则退缩、琐屑；敷衍、颟顸。退缩，就是办事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一点事，动不动就请旨，把烦恼推给朝廷，生怕自己承担责任；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识大体，眼睛只看细微末节而不顾全局；敷衍，就是只知道借改头换面应付眼前，而不管日后的长远利益；颟顸，就是指表面上装模作样，而内里的政务实际上一塌糊涂，给朝廷的奏章尽是粉饰太平的文字，并无一句触及要害的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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