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十章（4）

    早在湘军创立之初，曾国藩就十分重视人才的遴选，他认为：行军用兵，以得人为第一要义。曾国藩选才不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一节之用，不论年限资历，均在录用之列。

    曾国藩识人育人的两杆标尺是才与德。他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德才兼备：“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如果仅仅有才或德，“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因此，在选拔人才时，注重既有才又有德。当才与德不可兼得时，曾国藩认为不求全责备，“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乎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在德才不可兼顾时，他认为要不拘一格择用人才，评判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求苛细。一个人，只要有一个特长，就可以用之了；用人者最应避免的是，由于有一点小毛病而将有用之才弃而不用。

    勿求全责备

    求全责备历来会打击英才。曾国藩早就对这种社会风气深恶痛绝，深知这不过是培植庸才，摧折杰士的毒雾。1850年他便上书皇帝，指出朝中大臣“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三年后，他又痛心疾首地说：“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步，昌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

    ● 解读

    世人只知羡慕当官者的荣耀，却看不到一入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命无自由的苦恼。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于失败，可以说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进退都不自由的时候，当官的兴致也就减去许多。

    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眠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 曾国藩也为手中诸多棘手、焦灼之事烦恼，说明面对纷繁棘手的问题和工作，谁都会心烦意乱、谁都有苦闷之感，但逃避不是办法，也彷徨犹豫不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现实。

    历史上，有许多才华横溢但不为人知的人物，他们认为世事无法挽回，于是便慢慢地隐居于世外，只是留下一个美名。历来的有识之士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认为隐士只会逃避现实，不负国家兴亡之责。

    明末，政治黑暗，外敌虎视眈眈，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东林党人的著名领袖顾宪成，顾宪成直言敢谏，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

    他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 (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民不聊生的状况。顾宪成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君子无取焉”，都是不足取的。

    曾国藩的学说，实质上反映了儒家经世思想。儒家自孔子创立始，便有一种强烈的入世救世精神。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乃至于“治国平天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干脆简称为“内圣外王”之学。儒家在修身养性的同时，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孔子身处离乱之世，但他并没有以遁世的消极方式来对待人生，而以积极的姿态谋求于当世。为行道救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阳明、曾国藩都是这种经世思潮的突出代表人物。曾国藩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命，决心以刚毅的精神肩负起挽回大局的重任。他对太平军、捻军的镇压，他倡导洋务运动自救图强，都与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着密切联系。他的经世思想和经世之举对后人影响很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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