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魂（1）

    在庐山植物园中，有一座被命名为“景寅山”的小山，那里长眠着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墓茔左侧的长条石上刻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右侧的扁形石上刻着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陈寅恪奉行一生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句话本是1929年陈寅恪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70多年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陈寅恪的墓碑上，这十个字，实乃陈寅恪一生为人、为文的真实写照。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他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陈寅恪出身官宦世家，家学渊源，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著名诗人陈三立。少时，他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陈寅恪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了经、史、哲学典籍。

    陈寅恪13岁时和哥哥一同留学日本，进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后来他因病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在这里，陈寅恪掌握了德语、法语。1909年，陈寅恪毕业，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

    陈寅恪在欧美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掌握了梵文、印第文、希伯来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平时自己读书，没事才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下，陈寅恪形成了自己广阔的学术视野。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学问渊博，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时人多认为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大学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作为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最后的结果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那年他仅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课旁征博引，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令清华师生惊叹无比。课余时间，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不少都成了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冯友兰的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他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当时的华北学术界有本土派与留洋派之分，而且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对佛经的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陈寅恪离开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

    流亡途中，陈寅恪连遭不幸，他离开北平前寄往长沙的藏书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自己随身携带的部分藏书也在辗转途中被盗贼偷走。由于他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的损毁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的记忆。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他离开昆明到香港，准备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40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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