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控与报复

    “荣誉人”在面对不确凿的谴责时，应该表达深深的愤恨之情，并回应以流血为报复。由于谎言每天满天飞，上述事情的发生令人似乎感到惊异。但这项陋习已变得根深蒂固，尤其是在英国。事实上，中世纪的刑事审判还容许更为简短的方式。在回答指控的时候，被告可以说：“指控是谎话。”就立刻把案子交给“上帝裁判”了。因此，武士荣誉的典范有明确的规定，对方说谎之后天经地义的事就是诉诸武力。

    如果你对一只狗咆哮，它同样也对你嗥叫；你摸摸它，它就摇尾巴了。人们以暴制暴，以敌对奉还敌对，遇到任何轻视或仇恨都会感到痛心和不安。人的天性就是如此。西塞罗说：“侮辱和谩骂留下的伤痛，就是深明事理的人也觉得难以忍受。”在这世界上，除了几个教派之外，没有人能泰然地接受侮辱或挨打的。然而，从自然的观点来看，人们对于报复的要求总要跟对方的冒犯程度成比例，怎么也不至于一定要把指责我们说谎、愚昧或怯懦的人置于死地。古日耳曼的“挨打得用血偿还”的说法，是令人厌恶的对于豪侠精神的迷信。无论如何，我们要对侮辱采取报复，是由愤怒决定的，不是出于鼓吹“豪侠”的人士试图添加的荣誉感和责任心。

    消除对荣誉的迷信

    真正欣赏自身的价值，会让我们对于他人的侮辱漠不关心。但是如果我们无法不憎恨他人的侮辱，少许的世故和教养会帮助我们隐藏愤怒，不失面子。只要我们能消除有关荣誉的迷信（认为人一受侮辱，荣誉就告消失，只有以牙还牙，荣誉才可望恢复），侮辱和贬抑他人就会像是输家取得胜利的一场打斗。这将会像蒙惕（vincenao monti）所说的，“责骂人”好像是教会的游行，它总归是要回到起点的。如果人们能这样看待侮辱，我们就无须粗口回骂，以证明自己没有错。

    名声的本质

    名声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人与其他人相比而已。基本上，名声以性质而言是相对的，所以只有间接的价值。一旦其他人都变得跟“名人”一样有名，他的名声就完全消失了。绝对价值只可能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持有的，这就只能是直接的、就其人而言所具有的本质。所以，值得具有的是伟大的心胸或是伟大的头脑，而不仅仅是有关的名声，导致幸福也由于个人的本质。我们应该重视的是那些能赢得名声的本质，而不是名声本身。

    人的本质就像是真正的基本的实体，名声是一种偶然，要是会影响到本人，就主要因为它是一个外在的表征，能用来确认他对自己的看法罢了。光线未遇到反射体，我们是看不见的；“天才”只有听到外面名声的喧嚣，才对自己有把握。但是，名声不一定是“优越”的象征，因为我们能具有两者之一，而缺乏另一者。勒与（leasing）说得好：“有些人得到名声，另一些人却值得有名声而未得。”

    通往名声的道路

    通往名声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凭功业（立功），一是靠作品（立言、创作）。这样，在立功这条路上，主要的条件是伟大的心胸；在立言和创作这条路上，需要伟大的头脑。两条道路各有利弊，主要的判别在于：功业如过眼云烟，而作品能够保存下来。

    立功的一个短处是要依靠机运，因此，人们由立功所赢取的名声并非完全由他们内在的价值而得来，它同时需要境遇所赋予的重要性和光辉。再说，例如在战争中，如果由功勋所得的名声完全是个人的，往往依赖少数几个证人的证词而决定。其实，证人不一定在场，就是在场也不总是公正或无偏心的观察者。以上所说如何确定功勋的弱点，可用其他的优点来制衡，“功勋”具有实际性，能够为一般人所理解。所以，功勋一旦正确地报道出来，当事人立刻获得报偿，除非有关动机未被人们了解或欣赏。若是不明白其背后的动机，功勋都是不可了解的。

    立言和创作的情况正好相反。作品并不凭借机运而启始，而是完全依赖作家。只要作品存在，其实质和价值就能保持。此外，适当地评定作品是困难的，品格越高，评定越是困难。有时是缺乏了解作品的人，有时是批评家抱有成见或是不诚实。但是，作品的名声并不依靠一位裁判，它们会向其他裁判诉求。

    至于功勋，正如我所说过的，它只存在于后代人的记忆中，而且只是人云亦云的方式罢了。但作品是本身流传下来，除了部分有所失散之外，是以当初的形式留下的。在这种情形下，没有篡改事实的余地。任何对作品有所偏颇的判断，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荡然无存。往往是经历过一段时光，才有真正能评定某作品的人出现——独特的批评家专门评定独特的作品，连续地发表有分量的评语。这些意见整体地构成完美的正确的欣赏。虽然有些情况是经过几百年才得到重视，此后任凭更多的时光流逝，也无法改变这一鉴定——伟大作品的名声是巩固而必然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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