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两类人（2）

    在另一方面，超越普通人的那份智慧不但不自然，而且是反常的。但如果它的确存在，而且具有那份智慧的人能够获得快乐，那人需要的就是别人发现是负担或是危险的“不受打扰的闲暇”。没有闲暇，好比飞马神被牢牢地捆绑着全副辔头，他是不会快乐的。如果不受打扰的闲暇和大才智这两种不寻常的外在和内在条件都碰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将是极大的幸事。如果命运如此有利，人就能过着高层的生活，不为人生的两大相对的苦源（痛苦和烦闷）所侵扰，一方面不必为自下而上作痛苦的挣扎，一方面又有能力承受闲暇。人们要逃避这两重不幸，惟有让它们彼此抵消。

    内心的幸福

    我们从外在世界所能获得的东西很有限。外在世界充满悲哀和痛苦，我们要是离开，那些烦闷又在各处等待我们。不仅如此，邪恶一般都占尽上风，愚蠢的叫闹声最为洪亮。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可怜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内在丰富的人好比圣诞节之时的一间明亮、温暖、充满快乐的屋子，而外边是结冻下雪的隆冬夜晚。毫无疑问，世上最快乐的命运是个性丰盈的珍贵禀赋，而更为特别的是具有可羡的才智。这是最幸福的命运，虽然可能不是最光辉璀璨的人生。

    一般人把毕生的幸福置于自身以外，他们把幸福寄托在财产、地位、配偶和孩子、朋友、社团之上，一旦那些身外之物有所丧失或令人失望，他们的幸福基础就被毁了。也就是说，这些人的重心不在自己，愿望和幻想每有变动，他们的重心也会变动。如果他有钱，他今天的快乐是乡间的别墅，另一天是买马，或欢宴朋友，或是旅行。总之，一生享尽荣华，理由是他在自身之外寻求乐趣。像一个失去健康的人，他试图用补品和药物来恢复健康，而不想发展自身的生命力，也就是未顾及他失去健康的真正来由。

    我在这里所强调的真理——人生的幸福，主要来自内心，得到亚里斯多德所做出最为正确的观察的确认。亚氏在《尼可马氏伦理》中说：“每一乐趣都必须先要进行某种活动，也就是先要运用某些能力。做不到这些，乐趣就不可能存在。”亚氏主张，人的快乐幸福在于自由运用个人的最大才智。上天所赋予人的那些能力，原本的目的是让他跟大自然的困难搏斗，但如果无须作这样的搏斗，未能使用的能力或精力倒变的负担。因而我们就得用工作或玩耍消耗精力，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生活烦闷的痛苦。感到烦闷的最大受害者是有钱的上层人士。

    保持和刺激意志

    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必然是体力充沛、精力旺盛的，只是体力和精力跟心智能力有所不同，无法长时期维持高峰状态。到后来，那些绅士淑女或是缺乏心智能力，或是心智能力未能获得发展，或是未能储存材料让心智能力有所作为。他们的困境是可悲的，然而，他们仍旧保有意志，因为只有意志力是不会枯竭的。他们于是用极度的，例如输赢巨大而必然会令人堕落的赌博，来刺激他们的意志。一般而言，人要是无所事事，他一定会选择适合他能力的娱乐——打球，下棋，狩猎，绘画，跑马，搞音乐，玩牌，做诗，研究宗谱、哲学或是其他业余嗜好。

    一般人感兴趣的事，也就是跟个人利害有关的事，只能刺激自己的意志。经常去刺激意志，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换言之，它牵涉到痛苦。玩牌是各处“高尚社会”的普遍消遣，是提供这一类刺激的工具，因为涉及的刺激甚小，所造成的痛苦不大而短暂，并非真实而永久。事实上，玩牌只是给意志搔痒罢了。

    两个生命

    伏尔泰说得好：“没有真正的需要，就没有真正的乐趣。”自然、艺术和文学具有不同的美丽，这些趣味之所以为那些人欣赏，而跟另一些人无缘，就是因为前者有这些需要。把这些乐趣奉送给无此需要、也不会欣赏的人，好比期望白发苍苍的老朽沉溺于热恋一般。具有这些天赋的人生活于两个生命之中，一个是自身的生命，一个是睿智的生命。后一生命而且会逐渐被看作真实的生命，前一生命只是当作导致睿智生命的手段而已。其他人则把这类肤浅、空虚而充满困难的自下而上的自身的生命当作生命的目的。智者会让睿智的生命获得优待：由于洞察力的知识不断增长，睿智生命就像缓慢形成的艺术品一样，需要持之有恒、长久的强烈感情，一种越来越完整的同一性。与这一生命相比，专注于达成自身安乐的生命，纵然范围可以加宽，但绝对无法深刻化，它毕竟只是拙劣的表演。然而，一般人把这类卑下的自下而上的自身的生命当作生命的目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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