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强磨砺天不负（5）

    从湖南来到京师成为一个京官，是曾国藩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变，而他在初到京城的几年，并没有任何出色的表现。因为曾国藩每天都忙于应酬各种关系，一方面留在翰林院中作为庶吉士并无太多的公务可做，另一方面则是初出茅庐便见识了京城的繁华，曾国藩自己也无法静心，耽于玩乐。

    曾国藩选择在京城翰林院之中做官，其实所享受到的待遇未必能比得上地方官，然而封建社会的官场风气便是宁可选择中央也不愿意流落到地方，这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清廷在治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一向都是重视中央而忽视地方，这一方针导致京官就算俸禄不高也非常受人追捧。同时，在京城为官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接触朝中的权贵，与之结交便可能带来更大的发展，对于士子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曾国藩在翰林院所做的庶吉士，属于天子近臣，每天都可以见到很多一品大员，甚至可以和皇帝直接接触，只要庶吉士自己本身具备一些内涵才华，便有很大的机会被权贵看中，获得提拔，从而脱颖而出，这和地方官相比简直是得天独厚。再加上地域上的差异，如果官员所到是一处贫瘠之所，就更难做出政绩。胡林翼和曾国藩本来是前后任考中进士，但曾国藩留在京城，而胡林翼却被分配在偏远的贵州，并且一去便是九年。后来胡林翼通过努力，好不容易从贵州出来做了一个道员，而此时的曾国藩却已经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深知做京官的好处，曾国藩自身又一直怀抱着“澄清天下之志”的理想，因此他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希望可以在翰林院中提升自己的理学修养，同时学习韬略，博取更加远大的前途。然而，他却总是“本要用功”，却又“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这种沉迷于玩乐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常都在自责，但却一直都不能很好地改正，他内心的矛盾情绪在日记里随处可见。

    翰林院中的官员，每天读书养望是其本职工作，而与别人切磋交往也非常有必要，但曾国藩却觉得自己整天这样度日，恐怕将来也很难养成经世的韬略，更别提实现自己的志愿了。在他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篇日记之中，可以看到曾国藩一天的行程：这一天，曾国藩起床之后读了一章《易经》中的《损卦》，便出门拜访杜兰溪，顺便在杜府吃了午饭。到下午，何子敬家中摆宴庆贺生辰，曾国藩也欣然前往，晚上还在何宅中听了昆曲，一直玩到初更时分，酒足饭饱，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如此悠闲玩乐的一天，并没有给曾国藩带来多少快乐，他在这篇日记之中用自责的口吻说：“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之意，又有姑且随流之意。”对于这种追随世俗却放任自己的行为，曾国藩深恶痛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

    对自己做出深刻检讨后，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立志不坚，总是这样迎来送往、吃酒闲谈，将读书治学的事儿都忘在脑后，是一大弊病。他知道这种品性如果不能自查自改，必然无益于自己实现目标，更不能成就大事。虽然日记之中严词批评过了自己，第二天他又会故伎重演，决心一再下，而行为却依然如故。在之后几天的日记里，他依然浮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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