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14）

    创新作为一种理论，形成于20世纪。哈佛大学的熊彼特教授在1912年第一次把这个概念引进经济领域。他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创新，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20世纪50年代，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把创新的概念引入到管理的领域，形成了管理创新。在他看来，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的能力的一种行为。

    毫无疑问，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体制和模式也同样需要创新。冯仑把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归结为“地主＋工头”模式、“厂长＋资本家”模式和“导演＋制片”模式。“地主＋工头”模式的房地产商由建筑公司转型而来，从土地、资本运作，到工程建设，再到市场销售，完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国内大多地产商即属此类。“厂长＋资本家”模式是产业化的运作加上资本运作，地产商就是一个“住宅工厂”，其产品就是“住人的机器”，与现代中国制造业没有本质的差异。“导演＋制片”模式是一种国际化的运作模式，冯仑最想做的就是这种模式。在冯仑看来，这种模式主要挣三笔钱，第一笔钱叫权益金，第二笔钱是劳务成本，第三笔钱是营业额超过固定数值之后的分账。冯仑对房地产的发展模式一直在作系统地研究，他认为“导演＋制片”模式就是美国模式的进化。

    对于当前的中国企业而言，“创新”是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不过，大部分号称要“创新”的企业，都是泛泛而谈，离严格意义上的“创新”还有距离。几乎每个企业都在谈创新，但有一个共同点：三句话不离本行，都没有脱离自己的产品。刘军在讲联想的电脑；牛根生在讲牛奶；长安汽车的老板在讲汽车；爱国者的老板讲他的mp3、mp4，其他人也都不例外。这些人普遍强调“自主创新”，别让国外企业的新产品掐断我们的脖子，等等。

    但对于当前中国一窝蜂似的“创新”潮，潘石屹在其著作《我用一生去寻找》中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自主创新不可能是每个公司、每个行业在内部自己闭门造车完成的，如果“创新”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创新几乎不可能实现。具有可行性的创新，往往发生在新的领域，尤其是那些跨行业的区域、没人关注的领域。潘石屹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创新必须有更为深厚的基础、更为广阔的内涵：

    我想象的企业创新，首先要将视野投放到人类广阔的生活需求中去，还要以人类的精神进步为前提。创新最可怕的敌人是不能从根本上以精神的进步为前提，因为只有精神进步才能发现和创造美好，没有精神进步，创新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所谓的创新产品也就是一些外表新奇却没有实际意义的花架子。

    不得不承认，潘石屹的论断是相当精辟的。按照这个标准，当代中国企业能够有所创新的并不多。不过，即使按此标准衡量，冯仑的万通，仍然算得上是一家创新型的企业，在房地产企业中算得上是走创新之路的领跑者。

    冯仑认为创新是一种价值观、生存状态和一种生命的本能。正是冯仑个人的生命体悟，使他创立了独到的企业模式。万通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体制创新，以及模式创新，这对万通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首先，是体制创新。集中体现在万通与泰达集团的合作。万通地产控股母公司万通实业在2003年3月引入国有资本战略投资人泰达集团，使其成为企业的大股东，于是就形成了民营企业让国有企业控股的局面，这也是党的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后，第一个公开实践的案例。冯仑这样做是基于长远的考虑。他认为目前阶段民营企业的体制具有优越性，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在五年、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呢？民营企业什么时候能够取得国际主流企业的位置？这种思考让冯仑认识到，民营企业存在着有动力无约束的缺限，这种缺限容易造成民营企业盲目追逐暴利。但是国有企业就没有这种问题，而且恰恰相反，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约束过度，动力不足，于是就变得懒惰和不思进取。如果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结合起来又会怎么样呢？那样，这个企业就会既有动力，又有约束，又能够在资源配置上找到一个更广泛的途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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