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骄戒躁，进退有方（2）

    此疏这样警告咸丰皇帝：“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此后，曾国藩虽不敢直言批评皇帝，但他对朝廷大政方针仍为不满，尤其是太平军斩关夺隘，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各地会党更趋活跃的局势，使得他忧心如焚，一度发出了“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的感叹。

    众所周知，中国政体，历朝沿而加甚。到了清代，体制益严，君臣之分，俨若天渊，奏疏措词，务为巽顺；遇有谏诤，必先竭力颂扬，然后折入本题，字斟句酌。因而，清末奏议之文，去古人伉直之风远甚。曾国藩能在一二年之内连上数折，不厌其烦，屡屡陈言；尤以不阿谀奉承，不顾利害得失，犯颜批评皇上，言中时弊，词令尖辣，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确为少见。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他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主要、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力维护，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一句话，他的使命感和道义感致使他放胆高论，不避斧钺。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在他得知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时，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卒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弟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为此，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主要的就有四次。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是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仍不避祸害。当时，驻扎在保定的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泄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应仓猝赴津。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因此，临行之前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希望儿子们为他安排好后事。其原文如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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