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知人善任，圆融之道（8）

    此外，令曾国藩特别感激的，还有胡林翼在供给湘军粮饷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湖北曾三次被太平军占领，当1855年、1856年之时，其财政极为困难。胡林翼通过整顿吏治、减漕裁费、剔除中饱等办法，大力增加湖北的财政收入。结果能以瘠贫之区，养湘军6万人，每月耗费达40万两白银。因而，曾国藩极赞胡林翼有经济之才，并担心他的死会给湘军日后的粮饷供应带来不利的影响。

    中国古代历来有所谓“相友可知人”之说，观与曾国藩交往甚密的胡林翼等同僚之辈，多是一些有勇有谋且又谦谨有怀的开明之士。天下英才，联手做事，难怪湘军集团的事业总是否极泰来，不断有成。

    识见襟怀，大度容物

    曾国藩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

    “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履；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不考虑是非，往往以感情取代理智，是人情世故中最常见的病态心理。曾国藩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本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还这样解剖自己：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在曾国藩看来，培育良好的修养也往往能使人们摆脱那些无谓的纠缠。那些不能容人、品性偏狭的人很容易卷入到这些无谓的纠缠中。良好的修养主要在于这样一种品性之中，具有这种品性的人能公正、理智、慎重地对待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类事情。因此，有文化修养和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总是能很好地克制自我、宽厚待人。事实上，那些具有宽厚性格的人其性格的宽厚程度与其智慧成正比，他们虽能发现别人的缺点和不利条件，但都原谅他们。曾国藩把制怒以及处理好制怒与倔强的关系，当做加强自己以及亲人这方面修养的主要突破口。

    曾国藩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1863年3月9日，曾国藩在给他的九弟的信中说：

    我逐渐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制的时候。但应强迫自己抑制，制住怒气，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不能过此两关，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不让他过盛。降龙养心，伏虎养肝。古圣贤所讲的去欲，就是降龙；所讲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不让我们的戕害我们的身体、性命罢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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