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一切都因前一天晚上朋友凯茜的一个电话而起。我们俩一个住东海岸，一个住西海岸，但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即使几个月不联系，我们也可以毫无障碍地接着上次的话题聊下去。

    读研究生时，她比我小几级，是我博士研究的助手。后来，由于伯克利住房紧张，她在我住所的一个多余的房间里住了一学期。

    凯茜家共有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大，而我是家里最小的，有四个哥哥。我很愿意有一个小妹妹似的朋友，凯茜也愿意有一个大姐姐般的朋友。

    接到她的电话，我以为她要跟我聊她刚出生的儿子马修，但电话的内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天上午，凯茜被诊断为结肠癌，治疗将很快开始。这个消息令人震惊。这个新妈妈、我心爱的朋友正面临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即使能治愈，她也不可能有第二个孩子了。

    我们一边哭一边聊，挂完电话，我还在止不住流泪。虽然即使与她近在咫尺，我也无能为力，但远隔整个大陆更加剧了我的无助感。

    我和凯茜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修女们就教我们为了某种目的或者为了“炼狱中不幸的受难的灵魂”，奉献自己的痛苦。我相信在我年少时，曾经释放了好几个受难的灵魂。每一次顶着寒风走到学校、每一次牙疼、每一次失望，我都奉献出去了。这可能有点迷信，但想到所受的痛苦是出于好的目的，我的痛苦总能缓解。

    五年级时，有一个老师是修女，她的观点更激进。她告诉我们，祈祷不一定要从“亲爱的上帝”开始，它可以是一切奉献给上帝或者有特殊意图的行为。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小修女的故事，小修女打了一整天的字，她提醒自己，每敲一个键就是向上帝祈祷一次。她教导我们，我们不需要跪下来祈祷，只需尽力做好手头的事情，并作为祈祷奉献给上帝。

    那天晚上，我是在向上帝祈祷并和他谈条件时入睡的。“亲爱的上帝，如果你让凯茜战胜病魔，我保证……”我想不出有什么可以打动上帝。我无能为力，但我必须做点什么。最后，我的保证是把第二天当作生命中“最好的”一天来度过。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醒来，立刻起床了。我整理好床铺，用洁牙线剔了牙齿。那一天，我反复念叨着“亲爱的上帝”，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尽可能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开车时尽量小心礼让，碰到糟糕的司机，我也没有低声抱怨。工作中，我每一件事情都是集中精力、在深思熟虑后完成的。我尽力写好报告。我尽量用心地给孩子和家长提供咨询。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教职工休息室里胡乱吃点土豆条和炸面圈，而是到街头小店去买了酸奶，我尽量不浪费每一分钟。

    那天傍晚回到家，我耐心体贴地对待家人。那天晚上，我虽然仍感到担心，但感觉好多了，仿佛自己做了一件非凡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上帝接受这样的条件，他肯定会认为我这样做很有价值。

    12年后，凯茜仍然健康地生活着，还生了一个女儿琼娜。她仍然离我很远，我们也仍然可以随时轻松地聊天。我永远无法知道是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起了作用，但在我心里它是有用的，而且它给了我一种表达对朋友感情的方式。

    从那一天起，无论碰到什么挫折和困难，我都努力用“最好的一天”来弥补。如果不是与上帝谈条件，就是创造一些有利因素来抵消不利因素，并使自己重新取得控制力量。心理健康文献中记载，如果能在危机中采取积极的行动，事后心理状态会比较好。“最好的一天”成了我面对各种个人危机的策略。不管是信仰、感情方面的危机还是在我陷入绝望之时，努力做到“最好的一天”总能带给我宁静和安慰，这是其他办法无法给予的。

    没有一天可以与那个“最好的一天”相比，由于那一天，许多日子变得美好多了。

    作者：苏珊·德梅尔瑟曼

    （susan demersseman）

    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作者。她的正式职业是旧金山的一位心理学家，主要在学校和心理咨询所工作。研究的课题涉及范围极广，其中包括怎样舒缓压力、人的个性教育等内容。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在一起的生活，会经常激发她创作的灵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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