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透过窗户看见了伊桑，警察却不让我靠近窗户。“我可以和他说话吗？”我问。“当然，”警察说，“但是你得站在台阶下面。”我还是站在了台阶上面，就站在警察的面前。“伊桑！伊桑！”我大声地喊。因为离窗户还有几米，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听见。他一时没有认出我来，大概是因为我在夜色之中。虽然我只是他当助教的一门课的学生，但是他认识我，上次在一家餐馆还和我打过招呼。

    他把头探出了窗外。我挥挥手：“你好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警察见我已经和他联系上，不再对我宽容，一定要我退到台阶下面去。伊桑让我转到楼的另一边去。警察沿着窗户拉了一根“警戒线”。我沿着这条线转过楼角，到了另一扇窗户前。这里离得近一些，不过窗户那儿已经有人在讲话，伊桑只能跟人“分享”一扇窗户。我问：“伊桑，为什么不能让市场来决定价格？”我问的价格指的是哈佛员工的工资。哈佛部分员工(主要是清洁工等临时工)的小时工资为6.50美元，而且没有医疗保障等福利，一些清洁工为了多挣点钱不得不打两份工，白天在麻省理工学院，晚上在哈佛。两年以前，哈佛部分学生发起了“生存工资”运动，要求把最低工资线设为每小时10美元。两年来，他们多次和校方谈判，学校表示无意改变现状。“绝望”的“生存工资”活动家们于4月18日下午进入学校办公楼“马萨诸塞会堂”开始无限期静坐。

    那天下午我正好从那里过。看见他们先在外面游行，喊口号：“嘿嘿，吼吼，贫困工资赶快走！”有人递给我一份传单，问：“你愿意参加静坐吗？”我摇头。世界银行对穷人的定义是每天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我们这个专业的使命是解决这个问题。每小时6.5美元？对于真正的贫困来说是天上的馅饼。

    学校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无意重新讨论此问题。哈佛警察封锁了该楼，不再允许学生进入，食品可以送进去。楼外的草坪上架起了帐篷，有人要和楼内的静坐者同患难。肯尼迪学院学生政府主席李尼也在静坐者之列，她发出电子邮件呼吁大家声援。

    不过，我不知道伊桑也在里面，直到今天(4月21日)收到他的电子邮件。他说为了履行义务，4月23日他将出来上复习课(他说另外有个助教，隔着窗户上了一堂复习课！)。伊桑是《高级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的助教，去上他的复习课的人，有时比去上教授的正课的人还多！教授是从塔夫茨大学来的访问教授，也许是个出色的学者，却是一个糟糕的老师，有同学说是越听越糊涂。伊桑是个博士生(我一直以为他是肯尼迪学院的博士生，刚刚才发现他不在我们学院的名单上，那大概是经济系的博士生，不过他的导师似乎是我们系主任)，大家都很喜欢他。一是他认真负责，每周讲两次复习课(别人都讲一次)。二是他水平高，讲得清楚。事实上，他是我碰到的水平最高的博士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著名经济学家费舍尔今年年初在美国经济学会做了一个关于汇率机制的报告，参考书目里列有第一作者为伊桑的一篇论文(第二作者是我们系主任)。既然他是《高级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的助教，我于是决定去看看他(他们已经在里面“坐”了3天了)，同时请教一个微观经济政策问题：为什么不让市场自己决定价格？虽然这不是这个学期的主题(这个学期主要讲博奕论和一般均衡)。伊桑从他享有一半空间的狭小的窗户里探出头来，不时地调整着姿势，显然是极不舒服，同时向我讲解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构筑的最低工资模型。我和他隔着2米的距离，周围还有别的人在说话，哪里听得清这个模型的关键。最后，我说：“伊桑，等你出来再讲吧，保重。”他说：“谢谢你来。”

    我转身从一堆帐篷中穿过。新英格兰的春夜，有点凉。

    (作者  刘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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