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他再一次打断我，“你完蛋了，谁应该得到这个职位？”

    我最后只好告诉雷吉应该是主管公司的技术和服务业务的埃德·胡德。“埃德有思想，特别机警。另外我认为汤姆·范德史莱斯可以做副手，汤姆强硬而且有决断力，他们应该配合得很好。”汤姆掌管能源部门，同我一样，他缺少来自两位副董事长的支持。

    接下来雷吉开始询问起我对另外几位候选人的意见，并要求我把他们的优点和不足分别列出来，这些指标包括智力、领导能力、合作意识和公众形象。他努力找出谁应该同谁在一起工作，这很好理解，他不想让不和谐的主副关系在他的下一任身上重演。类似这样的谈话持续了好几个月。雷吉征集到所有高层领导人的意见，当然，还包括那两位副董事长的意见，尽管他们不在候选人之列。

    雷吉将9位高层领导的意见汇总，没有人将最高职位给我。其中7人选择了斯坦·高尔特，另外两人选择了埃德·胡德。

    另一次，是6月的一天，雷吉又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还记得我们有关飞机的谈话吗？”他说。

    “当然，你杀了我。”我回答说。

    雷吉大笑起来。“那好，这次，我们又到了一起，在一架商用飞机上，然后，飞机坠毁。”

    “不会再来一次吧。”我抱怨道。

    “杰克，这次轮到我死了，但你还活着，那么这回谁是ge的下一任董事长？”

    “这样好一些，是我。”我不加犹豫地回答道。

    雷吉问起我将怎样组织领导班子，我告诉他在所有的候选人中，我最希望与埃德·胡德和伯林盖姆共事。我再次提到埃德·胡德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还提到伯林盖姆是因为我很欣赏他的睿智、分析能力以及从容的性格。

    “那么，如果你做了董事长，你认为公司今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确切地告诉了雷吉我的真实想法，而且我相信每一个候选人都会这样做。雷吉将我们的意见和想法拿到董事会的经营发展与赔偿委员会上供大家研究。这个委员会当时由联邦百货公司（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s）的董事长拉尔夫·拉扎勒斯（ralph lazarus）主持。显然，当雷吉汇总所有关于3人最高层组合的问题答案时，我的处境好多了。当然，这时斯坦·高尔特仍然获得了最多的7票，而我和埃德·胡德各为6票。

    在这些谈话中，雷吉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漠然的表情，他从不给我们以任何暗示：我们究竟答得好不好。有的时候，他看上去高不可攀。至少在我看来，他没有显露出任何的偏见或偏好。由于我们几个人存在许多不同，我根本拿不准他最终会选择我。他表现得好像一个英国政治家，而我只不过是街头的一个爱尔兰小家伙。

    至少从表面来看，他好像站在我的对立面上。

    然而很少有人，包括我在内，知道雷吉的外表和内心不完全一致。

    有人把他描绘成一个彬彬有礼的政治家，有的描述他为三届总统及其内阁的顾问，还有位记者说他像一个勤劳的教堂执事。他的确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人。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雷吉并不享有特权。他其实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有着工人阶级的出身，并且奋斗自强。关于雷吉，可以借用鲍勃·霍普的台词做最恰当的表述：“我是英国人，但我太穷了，做不了不列颠人。”

    雷吉成长于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一所沿街住宅。他的父亲在一家钢铁厂做工长，而他的母亲憧憬着美利坚的美好生活。在8岁半那年，穿着英国男校制服的雷吉终于到了美国，他们全家迁到新泽西的特伦顿郊区。在那里，他迅速改掉了自己的口音，学校里的很多同学都将这个聪明的外来者视为一种威胁。他的父母在当地的顶点橡胶公司（acme rubber manufacturing co.）找到了工作—他的母亲是个计件工人，负责为梅森食品瓶的盖子挑选橡胶垫圈并码放整齐；他的父亲是一名电工的助手。

    在学校里，雷吉成绩优秀，通过做家教和在图书馆打工补给家用，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尔顿分校完成了学业。1939年毕业后，他来到ge，并接连得到提升。雷吉在审计部门工作了8年，这使他几乎走遍了公司中所有的工厂。在1968年成为首席财务官之前，他先后担任过几个部门的经理。此后又过了4年，他成了ge的董事长。

    我和雷吉显然有着很多的差异。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潜藏的共通之处，这些很少有人知道。首先，我们都是出身底层，凭借勤奋走到了今天的位置上。同我一样，他也是独生子，我们的父母也非常地相似。我们在惟一工作过的公司取得的业绩突出了公司的能人统治制度。

    其次，我们都偏好数字和分析。我们都喜欢做准备工作，而且对那些不这样做的人难以容忍。这么多年来，很多不知情的人想不通，为何雷吉选中了我这样一个与他迥异的人，他们不会知道，其实我们还有如此之多的相通之处。

    其实直到我写这本书时，我也不知道我们还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有关这一点，外人就更不清楚了。

    这场角逐的第一个分水岭终于在1979年8月初到来了，此时距我初次来到费尔菲尔德正好18个月。8月2日，星期四的晚上，雷吉在纽约州拉伊的盲溪乡村俱乐部（blind brook country club）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会后，雷吉告诉他的两位副总裁：他决定将候选人名单缩减到3人：我、伯林盖姆和胡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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