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带我到芬威公园的露天看台去看特德·威廉姆斯为波士顿红袜队镇守左外野。她会下午早早地开车到学校来接我，带我到乡村俱乐部，这样我就可以比别的球童来得早些。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总是带我到圣托马斯教堂，这样我就可以在6点的弥撒中做一名圣坛男童，而她则坐在教堂左边的第一排长椅上祈祷。

    母亲是我最热情的拉拉队长，她曾给当地报纸打电话，要求他们为我的一点点成功发布

    消息，无论是从马萨诸塞大学毕业还是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她将这些剪报贴在一个剪贴簿上，在这方面母亲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

    显然，母亲是我们家维持纪律的人。一次，我的父亲看见我在他的列车上，那次是我和几位同学逃学到南波士顿去庆祝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誷 day）。父亲当着我的朋友的面什么话都没有说，尽管我们当时都在喝着50美分一瓶的廉价麝香葡萄酒。

    不过父亲简单地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把我叫来，狠狠地惩罚了我。还有一次，我没有去参加圣坛的男童排练，而是去我家附近的梅克公园结冰的湖面上玩冰球。玩的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掉到了湖里，全身都湿透了。为了掩饰所发生的一切，我脱下我的湿衣服，将它们挂到树上，然后在下面生起一堆火烤衣服。在1月的严寒中，我一边打着哆嗦，一边等着衣服干透。

    起初，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掩饰办法，不过这种想法在我一跨进家门口后便荡然无存。

    我母亲只用了一秒钟就闻到我衣服上的烟味。逃避圣坛男童的活动对于母亲这样一个人来说真是一件大事，她平时总把耶稣受难像挂在墙上，手持念珠祈祷，还把我们教堂的老牧师詹姆斯·克罗宁神父尊为圣徒。于是她让我坐下，逼我做忏悔，然后自行实施惩罚：把我脚上的湿鞋脱下来，用力地打我。

    虽然母亲很严厉，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温和的人。有一次，那时我还不到11岁，我在经过本城的狂欢节队伍中偷了一个球。你知道，就是那种你可以扔出去，将金属的牛奶瓶从底座上打下来赢得一个“丘比特仙童”（kee ryan）和迈克·蒂夫南（mike tivnan）。我父亲为我搞到了州议员的推荐信，同时我也通过了一连串的面试。我的朋友也都通过了考试。乔治免费去了塔夫茨大学，迈克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我希望能够去达特茅斯学院或者哥伦比亚大学，但是我被拒绝了。

    我始终都不知道个中的缘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拒绝最终成为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在塞勒姆高中，我是一个为了学业而勤奋学习的好学生，不过并没有人说我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我申请了马萨诸塞大学的阿默斯特分校。这是一所州立大学，学费每学期50美元。加上食宿费用，总共不超过1 000美元，我就可以得到学位。

    除了我的一个表兄以外，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没有家庭的楷模或者榜样去仿效，只有叔叔比尔·安德鲁在塞勒姆的发电站当工程师。我非常喜欢“工程师”的头衔，而且发现自己对化学情有独钟，于是就申请了化学工程专业。

    我对大学的一些程序和要求知之甚少，我几乎都没有去过那些地方。我没有考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以为在rotc海军考试中的成绩已经足够了。直到6月，也就是高中毕业的前几天，我才得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肯定是被排在了尚待考虑的名单中—这一点不得而知。事实证明，到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大学，而不是我心目中想去的达特茅斯或者哥伦比亚，到头来对我的好处可能更多。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大学，我所面对的竞争使我更容易脱颖而出。

    虽然我从来没有缺乏过自信心，但是1953年秋天我在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却并不是很好。我非常想家，以至于母亲驾车3个小时从家里到阿默斯特的校园来看我。她想给我打打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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