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公平”

    1996年7月13日

    按：人人都赞成“公平”，但“公平”的含义总是含糊不清。

    假如有两个选择：假设我付出相等的劳力，一家公司付给我1万元，但这家公司里和我同一级别的同事，由于他们是外籍员工的缘故，每月的收入比我多10倍；另外一家公司付给我1千元，而且这家公司对内外籍员工的待遇都是相等的，都是1千元，那么，我必定会选择前面那家绝对工资高但待遇不公平的公司，而放弃后面那家虽然公平但绝对工资很低的公司。

    有一个误解，以为人们要且只要知道自己与其他人同样富裕，就会感到幸福。这样的人是有的，那是一些妒忌心压倒一切的变态分子。

    大多数人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经济地位提高的绝对数值——我选择只多要10万，而不选择亿万富翁比尔·盖茨破产，不得不到振华路跟我一起上班。能增进我幸福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我愿让弗莱明（sir alexander fleming，青霉素的发明者）大富大贵，我只要一支青霉素，而不希望他改行扫大街（与我同行），我却不幸死于肺炎。

    采用强制力使“公平”迈进一步，就使效率后退一步。给“公平”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其实并不公平。盖茨腰缠万贯，而我因庸碌而无财，那才是公平的。财富的分布曲线，与智商、运气、个人爱好等分布曲线相吻合，才是公平。另外，不要企图按照盖茨的努力和幸运的比例，把他的财富一分为二，把属于幸运造成的那部分拿给大家共享。企图划分努力和幸运的比例，不可能。

    你以为“最终产品的公平”与“机会的公平”是可以分开的，而你追求的仅仅是后者，不是前者？不，这两者没有差别，完全是同一回事。

    所以，当你觉得今天的普通百姓比祖先们具有更多的“机会”时，可能是因为他们今天得到的“最终产品”绝对增加了。一般人的孩子都能够上大学，并不是“机会”更公平了，而是他们父母的生产力提高了，能够支付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大的智力投资资金，而这时候财富分布的差距，可能比以往多数人无钱上学时大得多。

    笑了。

    是否该死?

    1997年12月3日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讨论爱滋病与道德的关系，里面有这么一段：

    “爱滋病毒是攻击及毁灭人类的最强劲武器，发放病毒最有效途径就是首先破坏人们的道德系统。只有道德系统被人们自行瓦解，这个病毒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与效用。爱滋病毒来源于遥远的外星球，而治疗爱滋病毒最有效的药物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时五千年所炼制的万能灵丹——道德。”

    我忍不住要回应一下。

    肺结核曾经足以毁灭人类。假如呼吸有罪，那么抵制肺结核的最有效药物肯定也是中国的灵丹——道德。

    我有时会旁听公司的女同事讨论电视剧剧情。有一次，剧中某位“陈世美”因为拈花惹草，得了爱滋病。讲到这个情节，全公司里最温柔的那个女孩子，就兴高采烈地说：“该死！”

    “不至于吧。”我心里一惊。是什么，我继续想，让一个温柔小姐雀跃于别人的死呢？是道德。

    只要选取适当的道德标准，很多人的死就是活该：赛车冠军塞纳为了追求刺激死于车祸，活该；弘法大师偷吃牛肉得了疯牛症，死去活该；不甘寂寞的王妃跟花花公子约会，为了避人耳目，结果车毁人亡，也是活该……

    宗教的虔诚，可以令慈祥的老大妈在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2.17，因主张无限宇宙与多种世界理论，被罗马教廷按顽固异端分子的罪名处死）的脚下添一把柴火；道德上的定罪，可以让温柔的小姐变得惨无人道。

    是时候用理性和科学来主导我们的世界观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爱滋病不是上帝对人类性行为的谴责。所有染病的人，都是不幸的。爱滋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而绝不是道德家的武器。

    只有科学，而不是道德，才能帮助我们减轻人类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所付出的代价，从而鼓励我们更加大胆地追求幸福，而不是回避和唾弃幸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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