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年初，柳传志首次知道倪光南的手上有这种神奇的东西，当即预感到这是一个改变中国的机会。那时候个人计算机的历史已有10年。在美国，“牛郎星8800”的诞生只不过提供了创造历史的机会。梦想最终变成现实，完全是由于下面这些人的努力：比尔·盖茨说出了“让每一个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那样的名言。爱德华·罗伯茨开创了全世界第一家“螺丝刀公司”，把微处理芯片和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装进一个金属盒子，电脑组装业的时代就开始了。迪克·海斯建立了第一家计算机零售店—箭头公司，保罗·特雷尔成为第一个计算机代理商，威廉·米勒德开办一系列成功的连锁商店—计算机园地，这三个人的努力可以说是计算机现代销售体系的起点。在中国，1984年已有至少11万台个人计算机，几乎全都来自ibm。计算机正在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可惜它从诞生至今，只能在英文环境中运行，即使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没有一台计算机能够识别中文。语言成了天然障碍。所以，让机器能够“识别汉字”就成为那时候无数中国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毫无疑问，这是让13亿中国人进入计算机世界的桥梁。

    倪光南的“汉字系统”被人们恰如其分地叫做“汉卡”，因为它包括三块由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和一套软件系统。三块电路板之间以扁平电缆相连。字库中则永久地储存着所有标准汉字。当你在键盘上键入一个汉字的时候，控制系统便将你要的汉字翻译为计算机可以接受的数码，再把数码传到字库中与之相关的地址，然后把它读入处理系统、进入存储器中，再送到显示器或者打印机上，变成一个由点阵组成的汉字。

    那时中国人手上的“汉字系统”已有十几种，其原理和运行过程大同小异。倪光南的汉卡只是当日中国众多汉字系统中的一种，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联想功能”。它利用了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汉字体系。有个名叫马役军的记者曾描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联想功能”时的快乐心情，还把那个瞬间叫做《联想的魅力》，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到操作人员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上迅即闪现出‘记者’、‘记录’、‘记分牌’等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再按一下键盘，就输入一串汉字。”

    今天已经不会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但在20年前，汉字输入的“联想功能”却让无数人又惊又喜，因为那时候汉字输入技术中还没有把词组甚至整句话一同录入的概念，只是把字一个一个敲进去，然后在一大堆重音字中挑出你想要的那一个。人类语言的一个特征就是“一音多字”，汉字尤其如此，比如与“一”同样发音的字多达137个，所以重码便成为提高录入速度的一大障碍。现在，“联想功能”把两字词组的重复率降低50%、三字词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词组几乎没有重复。汉字录入的速度由此提高了至少两倍。很显然，“联想”的概念导致了“汉字系统”的划时代的进步。

    当1985年年初柳传志闻讯找到倪光南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以“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命名，并且相当成熟，向个人计算机移植的过程也已成功在望。这是一个非常确切的信号：13亿中国人通向个人计算机巨大市场的那扇门就要打开，柳、倪二人并肩站在入口处。

    柳传志知道倪光南万事俱备，只缺少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谁能以他的样品为模本，大规模地组织生产和销售。柳还从计算所的同事那里收集到许多关键性的消息。这些消息证实，倪光南已经把他的“lx-80”给了北京的信通公司和深圳的中航技公司，也许还给了另外两家公司。那时候人们没有专利的观念，倪光南也不在乎钱，他的迫切愿望是把“lx-80”卖出去，谁卖得多，他就和谁结盟。

    柳传志是个说服人的天才，他的逻辑和他的激情，以及他的那副充满渴望的眼神，常常让人无法拒绝他的任何请求。他周围的那些人，比如张祖祥、李勤、毕显林、陈大有，个个比他年长，论技术也都在他之上，却全都心甘情愿进入他的阵营，与他和衷共济。现在他告诉倪光南，自己正是来帮助倪光南实现梦想的，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柳传志的话显然给了倪光南巨大的激励，有些感觉是前所未有的，这有倪光南在几年后写的《科学家的正途》一文为证。他在文章里说到当时的心情：“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我洒过汗水；国家级科研成果，我取得过；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我也拿过数次。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至今还躺在奖状上，一直没有成为产品。”

    不论柳传志和倪光南在后来有多少分歧和怨恨，你若仔细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两个人的言行，就会相信，那时候他们一定具有共同的苦恼和梦想，而且还有一种默契，看上去也没有任何权力和利益的重叠。柳做好了有求必应的准备，倪光南却只开出三个条件：第一不做官；第二不开会；第三不理睬记者。柳传志当即表示绝无问题，倪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事情就这样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倪光南带着他的“lx-80”，全身心地投入柳传志的公司中。他后来说自己“毅然放下铁饭碗，应聘担任了这个公司的总工程师”，这有点夸张。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当时计算所的员工进入公司，都不能说是“放下铁饭碗”。就像柳传志的任命一样，倪的总工程师任命书上也附有一个括号，表明他当时的职务只是“兼任”。就组织的序列来看，他仍然属于计算所的副研究员，仍然在计算所领取工资。尽管如此，他在下面的一段话，必定出自某种真诚：

    我能迈出这一步，是克服了重重障碍的，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战胜了我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直接同商品市场见面，整天同用户打交道，或者为开拓市场而奔波，这是不是正途？符合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这些问号整天撞击着我的心。终于，我战胜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在商品经济中的正确位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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