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在接下来一周的星期二—1993年3月30日，我参加了ibm董事会例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才正式被选举为ibm董事长和ceo，两天后生效。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会议室的，因为吉姆·伯克一周前曾说过，有两个董事会成员不太高兴推选我为新ceo。当我走过去，和他们—17位董事中的16位（有一位缺席了）一一握手寒暄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两位董事是谁。

    在那次会议上，我了解到了几件至今仍然难以忘记的事情。这个董事会中还存在一个“执行委员会”。其中8个成员，有3个是现在或以前的公司员工。后来我得知，这个“董事会中的董事会”，负责公司具体的财务前景，尔后才交由全体董事会议讨论。

    董事会全体会议将焦点放在了大范围的问题上，从日程安排上它似乎就是一个例行业务董事会。执行委员会收到从存储事业部送来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被重新命名为adstar，作为公司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把营运分公司的股票分配给母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会还收到一些来自国内和国际销售分公司负责人之手的业务报告、管理档案的归类讨论以及4.4亿美元的收购建议申请书等。如果董事们感觉这些东西很危急，就会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中途拦下，不让我知道。

    在讨论财务报告时，执行委员会的气氛很活跃。委员会也听取了这样的报告，即3月份统计的公司在硬件上的季度毛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9个百分点，而且，s/390主机系统的价格也已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8%。到第二天（第一季度结束）时，公司的股价下降了50美分，现金状况也急剧恶化。现在的一个主要商务问题就是，要批准一个新的财务计划以授权公司将银行贷款额度增加到47亿美元，并通过对美国商业应收款项（指出售、打折和向顾客“借款”以便尽快获得现金）发行优先股、转让和证券化筹集资金30亿美元。

    显然，这个财务计划中尚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执行委员会还是就此闭会了，大家礼貌地道别后，就都离开了。

    我和约翰·埃克斯后来在会晤中谈到了ibm公司的问题。我们俩都曾一起参加过好几届的“纽约时报公司董事会”年会，也曾在其他一些ceo级别的活动中经常见面，在他离开ibm之前，我们就已经有很深的私交了。我们同病相怜，所以在一起的时候会讨论很多关于员工的问题。对于许多针对他的报告，他坦然地表示了惊讶和指责。他还对我在开会时所用的便条发表了他的看法，我想我只能同意这些看法中的75%。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为什么他能够在对董事们持批判态度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让这些董事们各就各位、各负其责。

    埃克斯那天谈得最投入的业务问题就是，ibm的微电子业务。我知道，公司已与摩托罗拉公司进行过深入谈判，建立一家合资公司，并以此确保一部分埃克斯所谓的“技术业务”安全出口。我问他这个决策有多紧迫，他回答说“非常紧迫”。关于与摩托罗拉公司的合作协议，基本上就是一个英特尔微型程序制造权的授权许可问题。

    他说基础研究单位对公司没有什么贡献，所以应该精简裁员。他还十分关心ibm的硬件业务、主机业务以及中频产品。当回头再看自己的会议便条时，我发现，他显然是理解了我们在几年的时间里所要解决的大部分问题。我的会议讲话便条中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缺乏对文化、团队合作、顾客以及领导艺术的关注—事实证明，这些因素都是ibm最棘手的课题。

    埃克斯那天搬到了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一间办公室，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停留于过去，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我仍然满心忧虑地回家了。我能将这一切都搞定吗？谁会帮助我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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