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新的白日梦

    到1979年，我已经掌握了足够大的资金，可以把已经变成了一种新远景的白日梦付诸实施了。有些人认为那是一种痴狂而不是梦想。我曾对自己早年的一些伙伴透露过主要的目标：

    ►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信息量大、娱乐性强，值得一看，可以抓住千百万读者，包括当时并不看报纸、在电视中长大的一代人。

    ►如此不同的一份报纸，其版面和外表以及内容都十分高级，会拉着报业内的其他报纸一起进入21世纪，哪怕需要敲打与呵斥。

    “我们将重新改造报纸业。”我以常有的谦逊口吻说。

    我知道事情办起来不会容易，但是，我猜想应该有相当合理的机会存在。应该有比别的任何人更大的机会，而且我知道那一定会产生很大乐趣。

    1979年我付诸实施的那项远景规划，跟我1952年的那个白日梦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当时，在《南达体育》亏得肚皮朝天的最后那些日子，来自南达科他州米歇尔市的一位体育记者，叫杰里·迪本斯的一位朋友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顺道过来看我。

    他希望我也许能够给他找一份工作。我对他讲了老实话，说《南达体育》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日子。但是，我们在西乌克斯瀑布西郊的霍尔酒巴喝杜松子酒的时候，大家为那个已经破灭的小梦想干杯，也谈到了更大的梦想。

    “如果我们找到资助它的办法，并且找到一个发行方法，我觉得创办类似《体育消息》的全国性周刊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说。

    迪本斯也是一位体育迷，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们的技术专长甚至比我们的融资能力更差，因此，我们并没有想出一个神奇的办法来及时发送任何一种在日报基础上的全国性刊物。

    只是一个白日梦而已。20年过去后，卫星的魔力意味着那种梦想以及其他许多种传闻梦想都可以变成现实了，假如那些梦想者同时还是现实主义者的话。

    我渴望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出版物，随着加内特公司挣脱其在东北偏远地区的羁绊，这种梦想就越来越强烈了。1966年，我在佛罗里达成功创办《今日》报，其后，1969年又收购了加利福尼亚的《圣贝尔纳丁诺太阳电讯报》。现在，我们发展到了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并且在全国各地都有了基础。

    1970年，我成为加内特公司的总裁，我和董事会主席一起参与竞争。大家几乎在所有现实目标上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我们在远期目标上有不同看法。

    ►他是一位买家，仅此而已。

    ►我也喜欢收购，但我更喜欢自己建造。

    在整个70年代，我们收购了46家日报，每家日报自身都是相当好的投资。但是，自从1973年我成为首席执行官以后，任何一家在地理方位上能够满足我建造一个真正全国性的印刷基地和发行系统的愿望的报纸，都是值得要的，也要求我们的出价越来越高。

    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1982年创办《今日美国》的时候，我们处在了极好的地位，我们有现代的胶印厂，不仅仅能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报纸提供印刷服务，而且还使我们的报纸很容易进入大部分大都会市场。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今日美国》，只需要一两个小时的驾驶时间就可以把报纸送往主要的市场：纽约、费城、匹兹堡、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丹佛、印第安纳波利斯、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和迈阿密。

    这个网络并没有覆盖到全国，因此，在别的市场上，我们必须跟印刷厂签订合同。但是，这个网络已经是足够大的了，可以给我们相当大的优势，胜过了任何一家想架设全国网络的报业集团。

    常识击败了战略策划

    有些首席执行官称此为战略策划，并雇用一大堆mba来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或者一般来说为什么不这么干。我从来都不干这样的事情。

    反过来，我依靠常识。首席执行官应该有提前计划的聪明和直觉，之后雇用一批专家来帮助他揣测“如何”实现他的“什么样的”梦想。

    对加内特公司来说，这种“什么样的”梦想就是一种新的全国性日报，能够吸引普通人的兴趣。到1978和1979年的时候，这样的梦想已经相当明晰了。

    此前，我并不能肯定，我们创办全国性的印刷网络和发行系统最后到底会走到哪一地步。我看出了3种可能性：

    ►一家独立的全国性体育日报，按照《体育消息》、《体育画报》和我那份已经流产的《南达体育》的方式。

    ►日报副刊，或者是星期天增版，或者是供我公司所有报纸使用的无所不包的一个版面，上面有严格的全国性消息和广告。

    ►一份完整和独立、供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1978年，我开始一个人进行全国性调查，以决定到底选择哪一种。

    当时，我刚刚被选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那个协会是全国报业集团的总汇。

    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正如我担任的其他许多机构的职位一样。我担任该协会董事有8年时间，但是，我在那个协会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拿协会成员单位开玩笑，说他们坚守传统，愚不可及。

    如果我所宣传的民主制度能够在那里普及，那我永远也不可能在一大堆由蓝血贵族或清教徒构成的董事成员中升到顶层。但是，洛杉矶亚历山大市的出版人乔·史密斯是1976年至1977年年度的董事会主席，按照该协会的传统，他有权指定继任者。

    乔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伦敦塔卫兵式的杜松子酒，两个人喝着杜松子酒解决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他因为把南达科他州一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子提拔为全国最大的报业精英组织的首领而自豪。

    按照程序，并且有些勉强地正式选拔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以后，我在就职演说中做了如下的保证：

    ►作为主席要走遍全美所有50个州。

    ►就当时的第一修正案问题发表意见。

    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我果真就那么做了。我与许多州、地区和城市的团体见面和谈话，包括报业同仁、读者、广告商、大学生等。

    我在演讲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总是说要把自由言论和自由企业上的公众利益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改造。但是，我的使命总是要为自己的公司服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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