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攻坚城沈攸之败亡

    南北朝南朝宋顺帝时，大将沈攸之为了反对朝中权臣萧道成揽权，把顺帝架空，在荆州起兵，挥师直指建康。大军来到郢州时，被守将柳世隆挡住去路。部属臧寅劝道：

    “柳世隆能征惯战、城中守备坚固，不如越过郢州，直指京师建康：一旦攻破建康，拿下萧道成，则郢州就不是大问题了。”

    沈攸之不听，尽全力攻城，结果被柳世隆杀得大败，最后自杀身亡。反萧大计不成，南宋不久也就被萧道成灭了。

    地有所不争。

    有的地方不适宜攻取。

    理由如下：

    （1）小利型的地方，容易攻得，也容易失去；攻取无益，不如不攻。

    （2）攻取对战势没有太大好处，失去也没有坏处的鸡肋之地，不如不攻。

    攻取石田劣地夫差乱军引胜

    吴越春秋时，吴王夫差在打败越王勾践后，开始穷兵黩武，完全把整军经武、伺机复仇的勾践放一边。

    有一次，夫差决定出师攻打齐国，大臣伍子胥劝道：

    “我们的大敌是越国，不是齐国。勾践一日不死，一定成为我国最大的祸害；现在您不先打越国，反而去打齐国，这不是有点荒谬吗?”

    夫差不听，依然率军伐齐，大破齐师，但也从此讨厌起伍子胥。

    几年后，夫差又想伐齐，伍子胥又劝道：

    “越国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定得早日解决，否则后悔莫及；齐国对我们而言，就像一片石田，得到了对我们没一点好处。希望大王能先处理越国问题，然后才攻伐齐国，才是正途啊!”

    夫差不但不听，还嫌伍子胥讨厌，下令诛杀。

    从此以后，夫差不断南征北讨，声威越来越显赫；但因长年用兵，国力逐渐衰退。相反的，越国表面上对吴国极为恭顺，转移了夫差的注意力，国力越来越强，最后一举灭掉了吴国。

    君令有所不受。

    君王的命令有时候不要接受。

    理由如下：

    （1）君王身分虽尊贵，权力虽大，但不表示军事能力最强。

    （2）君王在后方，将领在最前线，对于如何致敌制胜，将领自然比君王清楚。

    （3）若君令老是压军令，则将领就没办法好好指挥军队；这一来，想打胜仗就难了。

    将领的任务，就是领兵打胜仗；所以，任何有违胜利原则的阻碍，自然都应排除。同样的，一个有为的君王，一旦任命了大将，就不宜干预将领权限之内的事：反过来说，一个国君若老想从后方指挥前方，就不值得将领为他拼命求胜了。

    田穰苴不受君令以树军令

    古代大兵法家田穰苴，被宰相晏婴推荐给齐景公；齐景公拜田穰苴为大将，让他领军抵挡来犯的晋、燕两国大军。

    田穰苴对齐景公说：

    “我出身卑贱，恐怕士卒们心中不服，请主公派个有权势、有名望的人给我当监军，我做起事来方便些。”

    齐景公便指派他最宠信的大臣庄贾担任监军一职；田穰苴便与庄贾约定，明天中午在部队集合。

    第二天，田穰苴早早到场，集合了部队等庄贾依时到来。

    庄贾素来骄贵，根本不把和田穰苴的约定当回事；约期已到，他还在与亲朋好友喝酒话别，一直到了黄昏时才到。

    田穰苴问负责执行军法的人，部队集合迟到者，该怎么处理?答案是斩首。庄贾急了，不断争辩，田穰苴很生气地骂道：

    “现在晋、燕二国大军正侵犯我们国家，我们的君王每天吃不好，睡不着，你还有心思和亲朋好友饮酒作乐!”

    根本不听庄贾答辩，立刻下令斩首。庄贾被杀，所有士卒都吓得发抖。这时候，齐景公的使者急速驾车，带着赦令赶来，由于事情紧急，便不经通报，直接把马车开到部队面前，高喊：“刀下留人!”田穰苴冷冷回应道：

    “将领在军中时，不接受国君的命令!”

    不但不理会使者，还回头问执行军法的部属，使者冲撞部队，该当何罪?答案也是斩首。使者一听，田穰苴居然连国君也不买账，吓个半死；田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能杀。便杀了两个使者的随从，然后派人回报齐景公。景公知道田穰苴执法如山，也不再说什么，于是田穰苴领军出发，抗击晋、燕二国大军。

    三军大众知道主帅对于军中之事坚持到底，军令如山之余，连国君的宠臣都敢杀，连国君的命令都可以不受。在严格军令的制约与激励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终于击退了来犯的敌军，解了齐国兵败国亡之危。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所谓九变之地利，指的是：

    圮地无舍。

    衢地交合。

    绝地无留。

    围地则谋。

    死地则战。

    途有所不由。

    军有所不击。

    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争。

    最后一项“君命有所不受”，因为和地利无关，所以不属于九变之地利。

    将领若能灵活运用上述九种地形的因应战术，就是懂得用兵之道。

    历来兵家之所以一再强调地形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是因为地形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人力所无法对抗、扭转的。换言之，它具有强大无比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是中性的、潜伏的，它不会主动发展出动能，它的能量是被动产生的，高明的兵家，就可以运用智慧技巧，把地形的客观潜能转化成主观动能，借以打败敌人。

    上述的九变地形，一体而有两面，有负面自然有正面，孙子则是从负面切入，详加论述，提醒兵家避开这九种地形之害。但这只是消极的，因为避开只能让自己不败而已，更积极的意义则是，我不但避开其害，还要利用这样的地形致敌制胜。否则，打仗老是求不败，这样的仗不打也罢!

    光知道地形在兵法上的意义，只是最起码的知兵之道。因为地形是中性的，它的利与害是由人赋与的。于我有利者，必于敌不利；于敌不利者，必于我有利。搞不清楚这一点，就不能有效地利用地形特性；不能灵活运用地形做有效的攻防，就是不懂用兵之道的人。

    九变之地利，谈的只是九种地形战术；但九变之术的意义就比九变之地利的范围大多了。

    地形只不过是个单纯的自然状态，但治兵的九变就不同了。所谓治兵，指的是训练军队，带兵、领军打仗：对象已经从地形变成人，而人的复杂性比起地形，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人有情绪、感情、欲求、强弱、勇怯等交互混杂的内在心理问题。如何让一大群不同性格、形态的人汇集在一起，整合成一支军纪严明，战力强大的军队，其困难度远超过地形问题万倍、百万倍以上。

    有鉴于此，孙子才会在治地形之后，特别谈到治兵的九变之术。

    这里的九变，有必要加以特别说明。古人习惯以九作为最高级的形容词，所以，这里的九，可以当作极多的意思，就好像之前的“九变之地利”一样，地形决非只有九种变化而已；九变之术也一样，不只是九变，其实是千变万化。因为人性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现象，变化莫测，极难捉摸，而高明的兵家，就要能运用各种灵巧的手段，把所有有碍制胜的人的问题排除。

    指挥军队若不懂得机变灵巧，就算知道五利（从“途有所不由”到“君命有所不受”五种），也没办法把战力发挥到最高点。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有智慧的人的思虑，一定从利与害二个角度思考。

    从有利的角度观察，可以提高胜算，提升信心。

    从有害的角度观察，可以解除失败的疑虑，防止意外发生。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藩镇（节度使）各拥强兵，渐渐坐大。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也不上缴中央，尤其节度使的职位，逐渐形成“内部自理”，不是父死子继，就是由部下拥立，称为“留后”，然后报备中央。朝廷顺从则罢，不从就出兵造反，完全是个君不能君，臣不肯臣的局面。

    然而，中央虽弱，形式上毕竟还是老大中的老大；小老大要有什么裁决定夺，还是得正牌老大追认，以便名正言顺。而事实上，这也是中央仅有的一点小筹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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