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尘译 痛苦的高贵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

    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共同的是“一切”。

    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通过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

    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惟一联系。

    受难在这里只是受难。这并不是说，在这儿受难的人在其他地方地位会提高，而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叫做受难的，在另一个世界上情况不变，只是没有了它的对立面：极乐。

    在同学中我是蠢笨的，但不是最笨的。有些老师经常对我父母和我说的却是后一点，但他们这么说仅仅是出自许多人的狂想，这些人认为要是敢于做出如此极端的判断，他们便占有了半个世界。

    但人们普遍都固执地认为我是蠢笨的，他们拿得出有力的证据。假如有一个陌生人一开始对我印象不坏，并把这种印象告诉别人的话，那么他就会从人家向他提供的各种证据中得到教训。

    为此我经常生气，有时也哭泣。这是我当时在时代的潮流中感到不安和对未来的潮流感到失望的惟一时刻。当然不安和失望那时只是理论上的，只要投入一项工作，我的心就安稳了，失望就消失了，简直像一个从幕后奔上舞台的演员，在离舞台中心很远的地方停顿了片刻，双手放在额前，而这时激情在他心中不断高涨起来，尽管他眯着眼睛咬破嘴唇，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激情。一种潜在的不安感推起了正在上升的激情，激情又增加着不安感。一种新的不安不可遏制地形成了，包围了二者，也包围了我们。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就我所知，人们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在努力消除人的独特性。这样会减轻教育工作的负担，但也会减轻孩子们在生活中的分量。当然在这之前，孩子们还得被迫经历痛苦。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晚上正在读一篇扣人心弦的小说时，一种单单针对他的训诫不可能使他明白他必须中断读书去睡觉的道理。假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说：时间太晚了，眼睛会看坏的，明天早晨会睡过头，很晚也起不来的，这个蠢故事是不值得这么读的，这样我不会明确表示反对。但我之所以不表示反对，也仅仅是因为这一切训诫连值得考虑的边儿都没有达到。因为一切都是无限的，或者是不确定的，所以归根结底也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因此不存在太晚的问题；我的视力是无限的，因此不会看坏；甚至夜也是无限的，因此不必担心早上起床的问题；而我对书不是根据愚蠢或者聪明来区分的，而是根据它是不是吸引我，而这一本是吸引我的。当然我那时不会这么说，结果是我讨厌去请求允许我继续读下去，而决定在不允许的情况下我行我素。这是我的独特性。人们用关掉煤气灯让我待在黑暗中的举动压制了我的独特性。人们解释说：大家都睡了，所以你也必须睡觉去。看到这情况，我不得不相信他们，尽管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谁都不像孩子们有那么多改革的愿望。尽管这种压制从某些方面看并不算错，但这事像其他任何类似的情况一样，化成了激励的力量，强调这种情况的普遍性并不能磨钝这力量。从而我相信，正是在那个晚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读书了。

    当时，对我来说用所谓普遍现象的说法并不能驳倒这一点。当我看到人们不相信我对读书具有不可克服的时，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只是渐渐地，在很久以后，也许已经在这减弱了的时候，我才认为，许多人也曾有过同样的读书欲，但都被自己克服了。不过当时我只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悲伤地去睡觉，憎恨开始滋长起来。这憎恨决定了我在家庭中的生活，从某一方面讲，它从此成了我一生的基调。

    禁止读书虽然只是一个例子，但它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因为其影响是深远的。人们不承认我的独特性；但由于我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在这方面总是十分敏感和警惕，于是在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中看到了一种最后的判决。既然人们对我这种外露的独特性都作了判决，那么我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的命运就更糟糕了，我掩藏着它们，是因为我自己认识到其中有些微的不合理之处。比如我有时没有准备第二天的功课，晚上就读起书来了。这作为对义务的耽误来看恐怕是很不好的，但不应就此对我作出绝对的批评，而应作有分析的批评。作有分析的批评时应该看到，这种忽视义务并不比长时间的阅读糟糕，特别是由于我对学校和对权威的畏惧使这种忽视义务的行动本身大受限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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