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个信息必然会导致这种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　　俄国19 世纪著名文学评论家赫尔岑有一次应邀出席了一位朋友的酒宴。席间，他被轻佻庸俗的音乐弄得非常厌烦，不得不用手捂住耳朵。主人一见赫尔岑这个样子，连忙解释道：“今晚宴会上演奏的全是俄国流行的歌曲，你怎么会感到厌烦呢？”　　赫尔岑反问道：“流行的乐曲就一定好吗？”　　主人听了疑惑地说：“不好的东西怎么能够流行呢？”　　赫尔岑听后，微微一笑，说道：“那么，流行性感冒也是好的了？”　　主人哑口无言了，赫尔岑说罢，便起身告辞了。　　实际上，赫尔岑对于不好的东西同样能够流行的论断，不仅不是难得一见的特例，而且是人类社会中十分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就在于任何一种行为、信息或者是现象，都会对其他的产生一种传染的力量，从而出现流行的可能。　　对这种现象，有一个社会学上的“破窗户理论”专门加以解释。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进行了一项试验，他把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分别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和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对停在布朗克斯街区的那一辆，他摘掉了车牌，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不到一天就被人偷走了；而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那一辆，停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　　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车就不见了。　　以这项试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他们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没有被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破窗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个信息必然会导致这种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　　“破窗理论”更多的是从犯罪的心理去思考问题，但不管把“破窗理论”用在什么领域，角度不同，道理却相似：环境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　　同时，对于任何一个规定的行为，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也都是对管理秩序的损害。如果对这种行为不闻不问、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其实际后果就是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各类有损公共秩序的行为，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滋生出来。这将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形成剧烈的冲击，并导致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陷入无序状态。　　它还启示我们，必须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推而广之，我们周围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可以看到环境暗示和诱导作用的结果。比如，在窗明几净、环境优雅的场所，没有人会大声喧哗或吐痰来；相反，如果环境脏乱不堪，倒是时常可以看见吐痰、打闹、互骂甚至随地便溺等不文明行为。　　又比如，在公交车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又有多少人会不顾众人的文明举动和鄙夷眼光而贸然插队？与这相反，车辆尚未停稳，猴急的人们你推我拥，争先恐后，后来的人如果想排队上车，恐怕也没有耐心了。因此，环境好，不文明之举也会有所收敛；环境不好，文明的举动也会受到影响。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样，人的行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在公共场合，如果每个人都举止优雅、谈吐文明、遵守公德，往往能够营造出文明而富有教养的氛围。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粗鲁、野蛮和低俗行为而形成“破窗效应”，进而给公共场所带来无序和失去规范的感觉。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平时一直强调的“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就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决定了我们自身的一言一行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杜绝“破窗效应”，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把握环境的这种暗示和诱导的作用。对于影响深远的“小过错”，小题大做的处理是非常必要的，以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及时修好“第一个被打碎玻璃的窗户”的明智举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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