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七千馀人的船队如何补给呢？明初时人们已经学会腌制肉类和蔬菜，明代人还将水果曝晒或以蜜、糖渍，或用火焙制成果脯。因此携带上船的食物，除了盐、酱、茶、酒及饮用水之外，应当还包括不易变质的米麦等谷物、豆类，以及加工处理过的果菜、肉类、水产以及醋、蜜、糖等调料。按照14世纪上半叶北非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游记中的描写，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提供日常食用。据说郑和航海时，每条船上都贮存着黄豆和绿豆，让官兵发豆芽做菜，有了新鲜蔬菜，避免了坏血病的发生，而西方的航海家则是在发现柠檬的作用后，才摆脱了坏血病的困扰。船队沿海岸线航行，除了库存食物，还可以捕钓海鱼养在船舱中。因此郑和船队也完全有可能在船上种菜养鱼，以供船员食用。

    有了这些先进的技术和充分的物质保障，才缔造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奇迹。

    但在表面的气派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影。

    规模庞大的船队确实壮观，但支持这项航海事业的成本极高。不仅是造船的成本，还有船上人员不计其数的生活费用，都让这伟大的远洋航行存在着经济的隐患。况且，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与当地人进行交易，获利极其有限，加上丰厚的赏赐，耗费巨大。郑和每次下西洋，朝廷都要备大量的赍赐品，这些物品多为陶器、缎匹、纱绢、丝棉、铁货等民生日用之类。而船队带回的却大多是香料珍宝之类供皇宫与上流社会玩好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无关。“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樟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带盖执壶美，皆充舶而归”。“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时人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筹备远航已成为当时一大苛政，官军匠户纷纷畏避逃亡。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间，南京地区的手工业匠户锐减四分之三以上。

    七下西洋，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理想，建立在“王者无外”，“天子以四海为家”的原则上，实现于具体的礼教体系中。礼制天下，反对强权压制，主张自然向化，“不取人，不往教”。不仅“礼尚往来”， 而且“厚往薄来”。然而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 宗主华夏”的盛况，永远只是帝王的一个政治理想。

    在明初，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明太祖朱元璋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以后的事态越来越表明，夷邦僻岛的贡使，修贡是虚，市利为实。

    明太祖立国不久就发布了禁海令，禁止民间出海，其初衷是禁止沿海居民与倭寇勾结，以保障沿海安全，却导致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也被海禁政策窒息了。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民间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与此同时，明政府改变了宋元的市舶制度，实行官方垄断贸易，此举也导致明廷遭受了巨额的关税损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明朝一边厉行海禁，一边又组织耗资巨大的官方远航活动。明帝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并没有带来民间航海贸易的繁荣，反而挥霍了大量的资财，当明朝的国库再也无力支撑这种挥霍式的远航活动时，官方航海与奢侈贸易就不得不停止。

    下西洋在海禁背景下发生，辉煌也悲凉，省略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明帝国的远航突然停止就永远停止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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