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和刘锡鸿的奏疏及郭嵩焘的航海日记装在一个大邮包里带到了上海，转到了天津北洋公署，李鸿章得先过目。

    他一边喜孜孜地看郭嵩焘的奏疏，一边和薛福成谈论郭嵩焘的事，不想看到郭嵩焘的日记及刘锡鸿请撤副使事，立刻眉头深锁起来。

    郭嵩焘的日记纯是一部游记，以实道实，述沿途见闻，自是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这类游记他也不是首创，这以前有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及张德彝的三本《航海述奇》，也都是述出洋过程，记个人亲历亲见，但郭嵩焘的日记却别开生面，为表述个人思想感情而加进了不少评论，夹叙夹议，并断言：洋人立国，自有本末，且政教修明，富强正方兴未艾。最后说，据他所见，洋人不但完全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夷狄，且是一个现代文明程度要胜于中国的崭新的国家……

    “唉，不得了，老毛病又犯了。”

    李鸿章蹙起了双眉。

    一边的薛福成以为中堂的眩昏症又犯了，忙说：“大人，要不要紧，晚生这就去传大夫来。”

    李鸿章知他误会了，忙坐直身子且把文稿往他怀中一塞说：“哪里，我是说郭筠仙呢。你看你看。”

    薛福成接过文稿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一遍，说：“这文章写得可真好呢，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依学生看来，此文不但可予办洋务者以借鉴，且也于京师那一班老夫子有振聋发聩之用。”

    李鸿章望他苦笑道：“你说好，我也说好，可有人会大发雷霆呢。”

    薛福成说：“我看别人对泰西的考察，往往浮光掠影，惑于皮毛而忽略骨架。郭公却不同，他是用经邦济世者的目光，将中国和泰西作出全面比较，然后将泰西的富强归结于政教，归结于西学，这才叫溯本穷源。这也正是晚生壅积于胸，早想说而不敢的。”

    李鸿章冷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敢呢，是因为有所惧而不敢。我记得你在《筹洋刍议》一文中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你所说的只是取洋人的‘器数之学’，目的还是要保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可他这里却说洋人富强源于政教，源于西学，中华反不如也。那两千年圣圣相承的孔孟只好不要了；普天下士子改学声光化电之学，将造蒸汽机的瓦特、造火车的史蒂文森搬到文庙供起，那样的话，岂不说李兰荪门下一班人会跳起来，就是我辈又有什么想头？”

    听中堂如此一说，薛福成不由噤声了——李兰荪门下的人，还有中堂自己这功名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死啃八股得来的。就是自己这候补知府衔的官儿，也是靠的诗文子曰哩，若推崇西学，大家开口a、b、c，自己这桐城派后起之秀、享誉文坛的“曾门四子”会赢不得上海滩一小瘪三……

    中堂见他赧然有认错之意，不由又叹了一口气说：“当然，筠仙所记一些见闻于办洋务之人不无借鉴，但何必如此说？岂不知古人所言，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薛福成至此，不敢再为日记说好了，李鸿章却忧心忡忡地说：“筠仙确有些呆气，我看他与副使刘云生只怕也生了嫌隙，合不到一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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