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从黄埔出发，中午时分到了陈汀观的崇义行。十几里的水路，竟也花了半晌的时间，也许过海关总巡口的时候，查验身份等事情，多少有点耽搁。瑞典公司的大班一到，而且为首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又是老熟人，行商陈汀观自然是热情欢迎。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洋货

    行之间，向来竞争激烈，蓝旗国外洋船的大班突然找上门来，对于崇义行的老板陈汀观来说，几乎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美事，自然是喜出望外。

    雍正十年，外洋船到，必须找一家洋货行作保，这是铁打的规矩。因为没有作保的保商，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史上，保商这个概念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外洋船到，洋货行的行商进行担保，是为保商；另一种是要充任洋货行的行商，必须有其他的行商担保，也称为保商。两者名称一致，意义却完全不同，应该予以区分。海关监督衙门就不予丈量船只，这样外洋船大班也就不能开展贸易。到雍正十年，这规矩已经有了五六年的历史。从广州贸易的总体情况看，官府向来不希望洋人直接到衙门办事，所以外洋船到以后，申请丈量船只，征收关税这类事情，都要找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既能和外商打交道，又熟悉外贸业务，而且身家殷实，出了事情受罚得起，自然非洋货行的行商莫属。

    雍正十年，给外洋船充当保商，基本上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是因为当时有资格充当保商的，过数家实力雄厚的洋货行而已，并非所有的洋货行都可以充当保商。二是当了保商，就有眼前利益。一般说来，外洋船选定保商之后，必定要在该家洋货行内，租用夷馆。虽然外洋船的大班，可以向所有登记在案的洋货行购买货物，但是既然请了保商，甚至住在这家洋货行内，近水楼台先得月，少不得要向当保商的这家洋货行多买些货物。

    话反过来，官府既然不愿洋人直接和衙门打交道，所以设了这保商的规矩：外洋船在广州，和官府之间的重大事情，都由保商一手操办。显然，外洋船的大班们也是不愿得罪保商的。比如缴纳货税，到衙门领取各种放关的部票等等，也必定要行商代办；保商要制约外洋船，应该是相当容易。也许正因为保商容易制约外洋船，所以官府对洋人的管理，也一体交给保商办理。出了事情，唯保商是问。

    雍正十年的时候，这一制度对洋货行的行商，要求不高。二十多年以后，随着官府对行商的管制日益加强，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找一家保商就显得十分困难。比如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有两条外洋船，“卡尔王子”号和“弗里德利希•阿道尔夫”号到港，当时就难以找到保商，陈寿观的广顺行等，拒绝充任保商。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后来勉强找到同文行的潘振成充任保商，估计还得倒贴银洋。歇尔博格认为，瑞典公司为此向保商支付工资。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雍正十年，广州外的贸易镇上，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风暴是风暴，生意还是要做下去，所以陈汀观还是欣然充当了瑞典公司的保商。另一方面，陈汀观也寄希望于这家新来的欧洲公司，年年来华，岁岁在广州做生意，这样能够长久地和这家公司建立生意关系，自然是财源兴隆，绵延流长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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