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船来广州的前一年，雍正九年，广东总督郝玉麟奏请在澳门前山寨设立县丞衙门，“察理民夷，以专责成”。这等于把原来的香山县，一分为二，单独设立一个副县级的衙门，管理澳门口岸左近的中外事务。前山寨原设有海关的澳门关口，兼有关防和海关的功能，因此由一名旗人任防御总领，也驻有粤海关监督的两名家人和若干海关胥役，专司外洋船事务。

    按照规矩，外洋船到广州，先泊于澳门关外，报关投讯，并延请引水。于是坎贝尔派了船上的一名大副，坐舢板前往澳门总口投讯。投讯大概是自报家门的一种形式，大致要说明这条船来自何处，船上的人员和枪炮等等情况。投讯以后，有引水一名，持红牌一枚，随同前来投讯的洋人，前往大船上领航；红牌上便写有这条船的情况，由引水在虎门验。交验之后，虎门关的胥役上船，继续持红牌，伴随大船抵达黄埔。这大抵是粤海关为了对外洋船，自澳门经虎门，到达黄埔锚地这一路的控制办法。

    船过虎门口，经过检点人数、刀剑、枪炮和带来的货物，这条来自瑞典的远洋大木船，终于驶入了珠江水域。同时，虎门口的海关，立即将检查的情况，包括来船的国别、船员人数和刀剑枪炮情况，派遣胥役一名，骑快马从陆路赶往广州的海关监督衙门，通报情况。正因为如此，广州和外洋船相关的那些人，包括官府、商人和已经到达的洋人们，才能立即得到消息：又一条欧洲船到了。

    雍正年间，到广州的外洋船，每年在十七八条之数。问题是每年的来船数量不尽相同。因为通讯不便，商人们通常会根据来船的数量，改变货物的价格。这种价格的波动，甚至会有相当的幅度。因此许多外洋船一过虎门口，船上的大班们就会急不可耐地坐上舢板，直奔广。这样可以和骑马的胥役差不多同时到达广州，在消息没有传播开来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签下几单大的合同。

    还在从澳门到虎门的这条路上，坎贝尔看到了一条停泊在洋面上的欧洲船。远远地看过去，旗帜很像是双鹰国公司的船。双鹰国公司，正式的名称是奥斯坦德公司(ostend)，以比利时的港口城市命名。当时奥斯坦德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签发给了这个奥斯坦德公司非洲和远东的垄断贸易特许状，因此这个公司，悬挂的是奥地利的国旗，国旗上有两只鹰，故称双鹰国。

    坎贝尔知道，双鹰国公司今年应该有两条贸易船前来广州。看来，这条停泊在伶仃洋附近的大船，一定是双鹰国公司的两条船之一。远远地避开了这条船的注意，坎贝尔决定尽快赶到广州进行贸易，至少要赶在这条双鹰国的大船之前，否则今年这么多的欧洲船到广州，肯定会造成广州商人抬高货物价格的格局。

    因此，坎贝尔决定不等大船在黄埔抛锚，就立即坐舢板夤夜出发，争取以最快速度，赶往广州。随行的有第二大班布朗，第三大班莫福德，还有一位从虎门上船的海关胥役。舢板在黄昏的时候离开大船，结果半个小时以后，天气突然变得恶劣起来：风雨交加，还夹杂着闪电和雷鸣。海关胥役不会引水领航，也不甚熟悉这一带的水路，结果这条可怜的舢板船在风雨之中，只能跌跌撞撞地前行，甚至转入了珠江的支流水道。瑞典公司的大班们一片抱怨之声，却又奈何不得。

    晚上八点多钟，突然在前方看到了一星灯光。舢板上的众人一阵兴奋，以为到了黄埔，用力将舢板往灯光方向划去。划近一看，原来是一只中国帆船。这时候，从虎门上船的这位海关胥役拼命示意，让舢板上的人千万不可发出声响：这只中国帆船，八成是当地的海贼。坎贝尔等人也了解这里确有海贼出没，不禁噤若寒蝉，舢板船急忙改变方向，逃离这条帆船。

    好不容易，既逃离了海贼的威胁，又找到了正确的水路，舢板船到了黄埔，抬头看到江中停泊了许多前来贸易的外洋船。近岸后，看到锚地的岸边，有毛竹搭成的简易仓库：这是外洋船用来临时存货的地方，通常有船上的洋人水手把守。布朗先生眼尖，一眼看到其中的一个仓库，属于一条英国公司的叫做“林讷”（linn）号的外洋船。布朗先生正是在这条船上当过大副。

    既然是以前工作过的船，布朗先生相信那里都是他的熟人。舢板船近岸，布朗先生就开始大声叫门。守卫仓库之人一听，问来者是谁，坎贝尔不知是有意隐瞒，还是无意随口回答说：我们是“弗雷德里克国王”号的。这下可惹出了麻烦，守卫们高叫起来，准备马上开枪了。因为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广州海域，根本不存在“弗雷德里克国王”号这样的一条外洋船。

    布朗先生见到事态危急，连忙从舢板上，跃到了岸边。这可是非常冒险的行动：因为稍有不慎，对方就会用手中的火枪说话。幸运的是，守卫仓库的这几个英国人很快认出了布朗先生。这下轮到他们吃惊万分：这么晚的时候，这些人居然胆大包天，划着一条小舢板船，前来黄埔，路上还迷了方向，而且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

    在这个英国公司的仓库里待了一会，坎贝尔一行了解了不少的信息，尤其是英国船的情况，包括谁作为英国公司的大班前来贸易，这多少也算是有价值的经济情报。但是另一个消息却让坎贝尔感到非常难过和不安：本季来广州的四条英国外洋船的首席大班阿布诺特（george arbuthnott），向来是坎贝尔的老朋友，在离澳门不远的地方，死在了“林讷”号船上。他的尸体，也在离澳门不远的一个小岛上被焚化了。这位阿布诺特，后面还要提到。

    听了这样的坏消息，自己又狼狈不堪，坎贝尔决定无论如何，也不想麻烦英国人，在英国船上过夜。于是坎贝尔一行起身告辞，离开了英国船的岸上仓库。雨还在下着，到处都是漆黑的一片。坎贝尔这些人终于找到了设在黄埔的海关衙门。衙门里的值班胥役，对这些洋人落汤鸡们，倒是十分热情，给他们泡了热茶，让他们暖暖身子。当然，也许是和体制不合，洋人不宜住入海关衙门；也许是这里的海关衙门的确没有可以过夜的地方，最终还是帮他们另外找了一个地方过夜。

    这些洋人们被带到一条停在江中的中国大帆船上，让他们在船板和大木箱上睡了一个晚上。这条大船是做什么的，自然是不得而知。但是船上的中国人显然是十分淳朴憨厚：虽然不能表达什么，却总是好奇地看着这些老外，似乎是从来没有见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夜无话。第二天天一亮，坎贝尔他们对船上的中国人千恩万谢，道别以后，再一次坐上自己的舢板船，向广州进发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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