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

    虞晖

    合上《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孩子的问题：

    在大学里，我的专业就是历史学，当时的我毫不犹疑地认为历史学的唯一作用和任务就是寻求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后来继续上学又上班，改了其他专业方向，纯粹的历史便越来越成为工作间隙茶余饭后的东西，但却也是越来越离不开的东西。偶尔闲下来，我会想，历史于现在的我，究竟有什么用？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那是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的儿子提出的。布洛赫在稍许的迟疑之后这么回答，对于个人而言，“历史有什么用”永远只是个假问题，因为历史于个人应该完全是一种令人的爱好，是兴趣聚集的源泉，与是否有用毫无关系。所以，布洛赫谆谆告诫：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不晓得阿海是不是也很赞同布洛赫的回答，但他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却是实实在在地验证了历史的这种功能。

    雍正十年，本不是什么特殊的年份，现有的历史文献也没对这一年投以特别的关注。但这一年又是中西历史的一个微妙年份。双方社会发展大体持平，相互贸易稳步发展，欧洲各国的外洋大船大量抵达广州，尤其是，向来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瑞典也在这一年派了艘船来贸易。这艘船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后者是瑞典历史上迄今为止赢利最好的公司，在其运营的75年间，近98%的亚洲航次是来中国贸易，对双方尤其是瑞典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极大。但瑞典商船在广州的贸易情况，双方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专门的详细的记载。阿海的目光投向此处，用这条瑞典船作主线，基本上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同时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盛况。

    阿海从中瑞两方不同目的和主题的历史记录中寻找资料，从坎贝尔的《航海日记》，到郝玉麟的《广东通志》，从歇尔博格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到许地山的《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相互印照，仔细拼合，详加考证，据实以录。完善的研究让他有充分的自信：他所挖掘的东西，“属于严格的信史”。

    另一样让阿海自信的是他的叙述。阿海用专业历史工作者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这段历史，却采用了故事的方式来表达它，历史由此被置于充满想象和个性的缤纷叙述之中。整本书被阿海安排在冷静客观偶尔带些幽默嘲讽的第三者口吻之下，平实中时不时些微流露出属于历史学的狡黠。对于我这样的，“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看法”（伍尔夫对“普通读者”的定义）的读者而言，这样的书具有天然的亲切感。

    阿海表述这段历史的态度和方式让我相信，历史，对于阿海而言，首先是富有诗意的单纯爱好，是个人感情和想象力的最初起飞点和泊锚处。而他所描绘的历史，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则是培养个人精神感悟力的智慧体操，是表达个人爱好、体会一个深刻有力而美丽世界的源泉。

    顺便说一句，那纸封面，我也喜欢。淡雅与浑厚，融合在大清的恢弘和北欧的质朴之中，正符合我欣赏那“令人的爱好”时的习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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