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教育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教育制度的改革是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之一。然而，运动是从动员老师和学生当先锋的学校中开始的。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教育范围，建立了教育改革及其他领域改革的舞台。回顾过去，由于教育作用的双重性常混淆不清，因此，本章主要指出发起这场运动的动员阶段，和此后旨在使“教育革命”制度化的巩固阶段之间的区别。①

    1966—1968年的运动可看作是这场大革命的动员阶段，如同其他几次（从40年代的土地革命开始）一样，都打上了毛的烙印。这种说法认为，毛作为发起人，在他脑海里有一个宏伟目标。就是要保证中国革命沿着他自己的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沿着党内其他异己分子的路线发展。根据这种说法，权力之争和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毛的路线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已十分系统地采用过了。尽管这次冒进给经济带来了灾难，但毛不愿放弃其目标。甚至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足以导致党内领导的分裂，使反对他的意见日益明朗化时，他仍然如此。在他看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不充分，上层建筑领域也还有待革命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上下与其观点相悖的思想以及拥护这种思想的人都有待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9章所表明）已定下了这些目标，但与完成这些目标所担负的任务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大革命又继续担当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未竟的任务。同时，又增加了执政党内权力斗争这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民主革命开始后，经过28年（1921—1949）才完成了一系列革命，后来又进行了17年（1949—1966）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作为这些革命的胜利者，发起了这场完成上述目标的运动。①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为进行如此雄心勃勃的事业，既要纠正错误的思想，又要夺那些拥护这些思想的人的权。毛发动了这场群众运动。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宣称，“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那时，毛操纵着这场群众运动，向“目标”放出了“群众”的能量。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土地革命时期夺取了中国农村的政权。只要旧的政权机构统治着农村，土地改革就不会取得胜利。同样，在那些反对他的势力被推翻以前，毛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政策也不会成功。不过，一个重要的区别是，那些反对他的当权派是他自己党内的领导人，并都曾是整个革命事业过程中的先锋。

    这已不是毛第一次发动群众来批评党。但就这些对象的性质和范围说，这是最大胆的一次实践。这样利用群众有很多相关作用，是打击对象的一种有效方法；由于允许群众直接参与权力斗争，因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就有他们个人的利害关系；运动期间自然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成为接替被推翻的当权者的新的领导来源。总之，这可以使接班的那一代人在毛死后能继续进行他的革命。

    当然，这会产生“过头事情”。但早就发现过头事情有一种功能。所以，只要这些过头事情发生在“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时期，就是可以容许的。在运动的巩固阶段，当群众痛恨的对象已被打倒，这种过头事情就随之被纠正，因此，认为运动时期的所有情况到运动后期的温和阶段都会保留下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这就是在以前群众运动中采取的原则，先发动、促进，而后限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采取同一方法。因而，从1966年5月起，他故意使这场运动走向极端。一方面允许运动按其原有的方式发展，另一方面又操纵被鼓动起来的群众，攻击包括党内最高层领导人在内的被他指为批判对象的所有反对派。在破坏性阶段似乎达到目的时，这些过头事情就被纠正。然后，一个新的上层建筑就由一个新的或至少变乖了的领导班子来建立。

    1968—1976年采取的教育制度变革可看作是这次运动重建阶段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这些变革不可能在1966年以前的领导班子下实行。整个教育制度在1976年毛死后，又突然被全面地恢复到1966年以前的形式和结构，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如此。这些情况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又一个合理证据，即随着权力的丧失，政策也随之被轻而易举地推翻了。1976年以后的逆转情况，似乎最终证实两条路线的斗争确实存在，除非斗争不按毛的条件，而是按其对手的条件来解决。他曾预言，这些对手需要一百多年，或者再来几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战胜。在发动红卫兵阶段的第一年年底，他还说过：巩固这场运动至少要十年。①

    ① 这一解释来源见本章第585页注①，参见后文中朱莉娅·匡（音）：《中国学校中的文化大 革命（1966年5月—1969年4月）》；梁恒与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安尼塔·詹： 《毛的孩子们》。 ①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载于《万岁》（1969年），第658—659页。 ① “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5月1日，载于《万岁》（1969年），第677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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