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的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亚洲的国际关系，由于摒弃了朝鲜战争以来支配中美关系的敌对政策，北京开始了进行重组的过程，这一过程比中苏冲突以来的任何事件都明显地改变了国际秩序。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命里注定的，中美两国都必须把握住改善关系对他们各自的政治进程的影响。与此同时，双方又都根据自己的需要解释和解的意义和所取得的成果。此外，当双方的注意力都从宏大的战略迅速地转向政治较量的时候，中美和解的设计者们便不能把他们最初的进展维持下去。

    最初，同意向美国开放。的确，没有他的认可，中美关系的改善就会碰到障碍或被阻止。但是，毛对这一政策的认同并没有多大保证。他既不能保护周恩来、邓小平免受“崇洋媚外”的指责，也不能确保他始终如一地支持与美国的关系，毛深受苏联对中国构成长期威胁的困扰，认为诱导美国与北京建立关系会使美国提供中国的安宁所必需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然而，他的愿望并没有全部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毛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政治的继承问题，他想限制他的下属，特别是邓的政治权力。因而，向美国开放并没有完全实现。毛从来就没有完全让中国进一步介入国际事务，他把与美国改善关系更多地看成是解决中国在安全方面的严重困境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条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

    中国与西方和解的不平坦的道路，反映了在恢复关系的最初几年，两国都缺乏能够持久发展的策略，每一方都有自己认为必需的政治要求，而双方都不能在这些要求上作出让步。两国都在努力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大。但是，要使这些考虑成为对双方政治体制更多的谅解，是极为困难的。只是到70年代末，随着邓的第二次复出、地位不断巩固，以及历届美国政府与北京合作的更为明确的政策，全面外交关系才最终实现。然而即使这种关系也是短暂的，因为里根政府初期，两国关系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随后又作了重新解释。

    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为80年代更为多样化的关系创造了条件。第一，由于双方最高层达成了谅解，为双方领导人经受反复的挑战和压力创造了基础，更重要和更深层的关系最终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向美国的开放，为中国更为全面地介入现存的国际体系铺平了道路。中国进入联合国也许是北京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孤立状态后的必然结果。但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但是，从第一点上看，中国在国际场所的政策安排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分歧极大。尤其是，北京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主张采取“重新分配主义”的办法。①只有在中美统一阵线“”的时候，北京才有意在共同反对苏联的讲坛上，努力寻求与美国政策的共同点。80年代初，随着对外交政策的重新估价，北京重新努力绘制它一整套独特的，显然再一次与美国的、尤其在对第三世界的关系上不同的全球战略。

    第三，20年之久的孤立中国政策的结束，为中国更为全面地进入地区和全球性经济发展敞开了大门。中国除了在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中采用“全球主义”倾向外，中国的实际行为则表明，它对国家的需求十分敏感。回顾过去，中国对国外的贷款、投资、技术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要求的不断增长反映了中国在推动实现它所宣布的政策与其决心抓住每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之间存在差距。中国显然想得到世界银行的帮助。②但是，如果中美关系的改善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那么，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几乎全面合作似乎是极难成功的。这些影响对日本特别明显，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使日本得到最大好处，它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因此，到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结束它被排除在东亚经济政治之外的不正常现象。文化大革命后较长时间的政治动荡拖延了这一结合过程。但是，8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全面的关系，这些影响很快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北京的结论是，中美关系持久的结构不能依赖于不均衡的战略合作，还要在两个体制之间建立更为多样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关系。

    但是，人们在中国体制内感受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大影响。一旦北京寻求全面参与全球和地区性的政治事务，中国的国际孤立主义的偏颇与幻想便迅速消失了。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一个好汉三个帮。虽然与美国关系的全面建立并没有解决其国内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关于西方世界经济和技术优越性的论争，但是，中国已把这个持久的问题提高到国内政治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上。因而，向美国开放所标志的既是开端又是终结。

    ① 参见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 ② 见塞缪尔· s.金：“转变中的中国的世界政策”，载《世界政策杂志》（1984年春季号）第 603—633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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