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以“梗概而多气”著称，而在建安七子中，其诗又以气盛见称的则是刘桢。早在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就说：“刘桢卓荦褊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也有“公干（刘桢字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的话。钟嵘在《诗品》中，对刘桢诗歌的特点有更详细的评论：“魏文学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尽管钟嵘对刘桢诗歌的评价已经非常高了，只是认为它们在辞句的雕琢润饰上略有不足，以至于显得“气过其文”，然而清人陈祚明仍以为“此言未允”，认为刘桢诗在修辞和骨气上都尽善尽美。他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论述道：“公干诗笔气俊逸，古而有韵。比汉多姿，多姿故近；比晋有气，有气故高。如翠峰插空，高云曳壁，秀而不近。本无浩荡之势，颇饶顾盼之姿。”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气”，是很难用现代文论中源出西方的术语来解释的。在用以评论诗文时，它与“气势”的意思相近，故有气势充沛、风格雄壮的意思。因此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公干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后世诗率不越此两宗。”而在另一处又说：“刘公干、左太冲诗，壮而不悲。”从这里可以看出，诗文的“气”与风格上的“壮”，“情”与风格上的“悲”，有互为表里的关系。刘桢诗以气胜，故壮而不悲；王粲诗以情胜，故悲而不壮；曹植诗气、情皆胜，故兼有悲、壮二体。

    中国古代衡文，很注意作者性格与作品风格的联系。谢灵运将刘桢诗文特点归因于他是“卓荦褊人”，刘勰也将他为人“气褊”作为他诗文“言壮而情骇”的原由。所谓“褊”，在这里指性急，亦即任性使气的意思。从史传中所记载的刘桢平视甄氏以及在因此获罪后仍然略不屈服的故事中，颇能表现出他倔强梗直、任性使气的性格。

    在晋人所著的《典略》、《文士传》中都有这样的记载：在刘桢与徐干、应玚等人一起任从属于五官中郎将曹丕的五官将文学时，有一次曹丕与诸文学一起喝酒喝得高兴，忽然命夫人甄氏出来拜见诸文学。甄氏受命出拜，座中其他人都离座伏地，不敢仰视，唯独刘桢依然大模大样坐着，平视甄夫人。对这件事，曹丕倒没有介意，其父曹操听说后却很恼怒，以“不敬”之罪将刘桢发配去服劳役。过了一个时期，曹操故意去服役的地方探看他。刘桢当时正在磨一块石头，见曹操近前，他仍头也不抬地箕踞磨石，不动声色。曹操一语双关地问他：“你这块石头怎么样？”他回答说：“我这块石头产自荆山悬崖的顶端，外有五色花纹，内有卞氏宝玉，天生禀坚贞之气，受自然之性，因此磨它不会使它更加莹洁，雕它也不能使它更加美观。仔细观察它的纹理，屈曲纡绕而不能伸直。”曹操听了他这一番不屈不挠而又机智巧妙的话，不由哈哈大笑，当场就赦免了他，使他官复原职。后来曹丕也问他：“你为什么要不遵守法令条文呢？”他回答道：“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平庸渺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在的法律过于苛刻细密。”公然指责当时的法律而没有丝毫“认罪”的表现，其顽固不化真可以与石头比美了。他没有因认罪态度不好而罪加一等，反而获得赦免，看来当时的法网毕竟还是相当宽疏的。

    这样一个倔强任性的人，写起诗文来必然不会在文采上雕琢润饰，也不会在感情上过于缠绵，从而使他的诗文具有一种清峻硬朗的风格。

    刘桢现存的五言诗只有十几首，然而其中颇多佳作，如《公宴诗》描写月下的西园景色，笔致清新脱俗；《赠徐干》可能作于“不敬被刑”之际，直诉胸臆，羌无故实，然而朴质沉顿，一往清警。《赠从弟》三首也是刘桢诗中极有特色的名作。与其他赠诗之抒情叙事不同，刘桢在这三首诗中分别描写了水中的蘋藻、山上的劲松和徘徊的凤凰，以不断被水流冲洗的蘋藻来比喻从弟品质的洁净，以不畏风霜的劲松来比喻从弟本性的坚贞，以羞与黄雀为群的凤凰来比喻从弟志趣的高远，所用的纯粹是后来齐、梁时咏物诗的手法，开后世咏物诗之先河。

    刘桢的三首《赠从弟》诗是这样的：

    泛泛东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华叶纷扰溺。采之荐宗庙，可以羞嘉客。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

    第一首描写蘋藻。首二句先铺叙蘋藻的生长环境；三四句点出蘋藻，并对它美好的外形略作描绘；五六句写人们对蘋藻的重视；七八句以园葵衬托，突出蘋藻受到重视是因为出自深泽不易采集的缘故。第二首描写松树。前四句以松、风对写，突出松树之不畏阻挠；五六句在风外又添出冰霜，点醒松树之端直不挠，正气凛然；七八句将松树之不畏风寒归因于它的“本性”端正。第三首描写凤凰。首二句表明其居处之清高，中四句强调凤凰因羞与黄雀为伍宁愿不辞勤苦地奋翅高飞。七八句以期待圣明君主作为收束。

    《赠从弟》三首颇能表现出刘桢诗“仗气爱奇”、“壮而不悲”的特色。从诗意看来，刘桢这一“从弟”当是个未获人君赏识的隐士，诗人不悲悯其郁郁不得志，也不叙述其身世出处，却写了这三首分别以蘋藻、松及凤凰为描写对象的诗，通过以物喻人的手法从三个角度赞誉这位从弟的品质，兼及他的处境，其构思真是奇而又奇。三诗分咏三物，又于三物中突出某一种可与所赠对象类比的品格而不屑作琐细的镂绘，王夫之誉为“短章有万里之势”，其气魄之宏大亦有足称者。同时，这三首诗也暴露了刘桢诗“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的不足之处，如清人宋长白就曾在其《柳亭诗话》中指出这三首中“岂无园中葵”、“岂不罹凝寒”、“岂不常勤苦”三句在句法上的重复雷同。在同时赠给同一人的二首诗中，竟出现这样彼此类似的句子，确实给人一种粗疏的感觉。陈祚明论其诗“笔气俊逸，善于琢句”。“笔气俊逸”则极是，“善于琢句”却未必焉。

    前面已经提到，这三首诗可以视为咏物诗之先声。正因为是先声，故若纯以咏物诗衡量它们，应当说是有所不足的。王夫之在《薑斋诗话》之末，对咏物诗有一段极出色的评论。他认为，咏物诗若“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只有“即物达情”，既贴切所咏之物，而又“句皆有意”，才“如九转还丹，仙胎自孕”达到点铁成金的境界。他又以佛家“现量”（心识所量之境悉现于前）、“比量”（所量之境不现于前，比于己知者而知之）、“非量”（似现似比，量之有谬误者）等“三量”作为比方，说：“唯‘现量’发光，为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审便入‘非量’；况直从‘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无盐之色败露无余，明眼人岂为所欺耶？”以这一标准来衡量《赠从弟》三首，虽非“非量”，亦犹为“比量”，而未臻最上乘的“现量”境界。因为这三首诗比喻之意太显露，对所咏之物的描写也太空疏。但作为咏物诗之先声，这三首诗在中国诗史中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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