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徐天祥、孙建章三个人（廖衡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探亲，稍后也辗转来到台湾），终于穿过山海关，到仍在国民党军控制下的唐山，再坐火车转往北平。这是一个悲凉的下场，我们住在一个朋友介绍的小公寓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口袋里空空如洗，肚子开始饥饿。孙建章去投奔在十六军当连长的朋友，我和徐天祥忽然想到，我们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可以投奔设在北平旃檀寺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于是去了，一个上校组长一看见我们的狼狈装束，就拉下脸来，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我们呆在那里，不敢坐下。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徐天祥已经气结，我结结巴巴说：

    “我们是文职人员，不是带兵官。”

    “你还强辩，革命军人就是随时准备牺牲。”

    我回答说：

    “北平朝不保夕，看你去当革命军人吧！”

    说完之后，拉着徐天祥走出办公室。

    维持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和徐天祥陷入绝境，只好四处拜访朋友，东一顿、西一餐地维持生活，很快就瘦得不成人形。

    我后来找到一位辉县小同乡，在新六军当少校的常咸六。常咸六不知道害什么病，双目突然失明。我和徐天祥经常到他家（口袋胡同二号），他太太总为我们准备一杯茶，有时也请我们吃碗面条，可是仍难忍饥饿。

    有一次，我和徐天祥在西单马路上，毫无目的地闲逛，我忽然厉声说：

    “你活该挨饿！”

    徐天祥看一下我。

    “你活该挨饿，”我愤怒地说，“你受过高等教育，却喂不饱自己的肚子，你饿死都不足惜。”

    “你说谁？”徐天祥问。

    “我说我。”

    我对饥饿和贫穷充满了憎恨，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

    我忽然遇到那位连孟德尔定律都不知道，却考上西南联大的百泉初中同学朱光弼。他现在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已变成一个，是北平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之一。我就常到燕京大学，跟他对床而眠，听他讲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故事。我如果肯洗心革面的话，他答应由地下管道，把我送到城外人民解放军总部；我说我愿意洗心革面，但我不肯到人民解放军总部。

    每天早上，朱光弼都陪我到豆浆摊吃烧饼油条，往往先让我坐下，然后他站在旁边数他口袋里的钱。有时说：

    “只能吃一碗豆浆。”

    有时说：

    “再加一个烧饼。”

    有时遇到财大气粗的日子，他就大声叫：

    “管饱！”

    我这时候就吃一碗豆浆、两个烧饼、两个油条。朱光弼很少自己也坐下来吃，他总是先在学校吃稀饭，因为两个人吃，钱就不够了。

    北平城里，街上人潮汹涌，挤满了国民党军官兵，也挤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小贩，手里托着一串银元，在西单徘徊，口中单调地叫着：

    “买俩卖俩！”

    这是钱贩子，从事银元和当时流通货币——金元券——的兑换活动，从中赚取差额，利益十分可观。那时候金元券像瀑布般地下跌：小贩在这个巷口，一个袁大头可以买金元券五亿元，走到另一个巷口时，就可以买五亿五百万元；等他再回到原来那个巷口时，一个袁大头已涨到五亿一千万；到不了晚上，一个袁大头可能换六亿了。

    同时盛行的还有卦摊，每人问的问题都一样——前程。卜卦的答案也千篇一律，只有两个：一是，你就留在北平！北平是福地，自有贵人助你；另一是，吉祥在西北，西北有贵人（那时候西北还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将军之手）。

    忽然，事先毫无迹象地，有一天，傍晚时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ˇ派人在街上发放传单，要市民于晚上六点钟，一定回到各人的家，收听重要消息。很自然地，当夜幕低垂，六点钟整的时候，我、徐天祥等，都聚集在常咸六狭小的房子里。就在这时，收音机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不久，收音机再次宣布，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不久之后，收音机第三次宣布：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一分钟后，在万籁俱寂的空气中，慢慢传出收音机的声音：“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第一……”不记得详细内容，仅只“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这几个字就说明了一切，用的话说：“北平解放。”

    第二天，我到街上，北平已出现另外一种气象。每一个路口，都有三个哨兵，一个是华北总部战士（这时已自动拿下“剿匪”字样），一个是人民解放军战士，一个是北平市警察。

    我找到朱光弼，他把我领到刚成立的人民大学门口，要推荐我去读研究部。

    “国民党会毁了你，你有志难展，”朱光弼说，“有无穷天地，爱才如命，你要留下来，新国家需要你。”

    我支支吾吾，答应一定留下来。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我决心继续逃亡，向几千公里外从没有去过的南方疆土逃亡。然而我哪里都不能去，因为身上没有一分钱，连蹲在街头吃碗“茶汤”的钱都没有。就在阴历年的除夕（那应该是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了），正在常咸六家中发呆，徐天祥走进来，坐在我对面，问我：

    “你走不走？”

    “我想走，可是我没有钱。”

    徐天祥从口袋中慢慢地抓出一叠银元，放在桌上，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叠得高高的，用手指数了数，整整十四元。然后，把它推到我面前，轻轻地说：

    “拿去。”

    “这算什么？”我问。

    “这算你的路费，拿去就是了。”

    “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你不要管，拿去就是了。”

    “你自己为什么不用？”

    “国民党气数已尽，没有生存的希望，我就留在北平。”

    十四元，足够我逃到上海。于是急急联络几位东北大学的朋友（那时孙建章已随着十六军撤退）匆匆结伴南下。我们的行程是由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再由天津坐汽车到济南，由济南坐火车到坊子，穿过无人地带，再到仍在国民党军据守中的青岛，然后从青岛乘船到上海，到上海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于是那一天（大概二月十日左右），在常咸六家脱下军服，换上这时刚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百泉初中同学杜继生所赠的长袍，和几个朋友，跟几个月前从沈阳出走的情形一样，在晨曦朦胧中，悄悄打开大门，悄悄踏上街道，回头向杜继生、常咸六夫妇告别。冷风刺面，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然而，也就这样，我离开了北平古城，挤上满是残兵败将的火车，只听汽笛最后一声哀鸣，忽然想起来，远在辉县，我于逃亡后才生下来的女儿冬冬，又想到留在息县的另一个女儿毛毛。刺脸的寒风，从脸上移向心头，碎成片片。面对茫茫前途，孑然一身，这一年，我二十九岁，一生努力，化成一片模糊的眼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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