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名字是一个人的标志，前已言之，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只有监狱例外。盖监狱里囚犯的名字都被一笔抹杀，只有号码。柏杨先生在绿岛努力坐牢期间，号码是“二九七”，只要一喊“二九七”，我不知道叫的是我啦。吾友索尔仁尼琴先生当年在尼古格群岛时，号码是“二六二”，落后的多矣。呜呼，一个人坐牢，如果一直保持名字而没有号码，那不算真正的坐牢，只能算玩票，没啥可提的。

    编号办法，只有监狱才可实行，无法推广到社会。今年（一九八○）全世界人口已到三十二亿，如果用阿拉伯数字命名，每人要写十个位数，而且死了的号码不能再用（用了就同名矣），新生的娃儿又层出不穷，一百年后，恐怕二十个位数都不能打发。所以，用文字作名字，乃正常之规。

    ——中国人很少用数目字作正式名字的，偶尔出现，立刻名垂史册。普通的张三李四，不过泛称而已。日本同胞则比较茂盛，吾友山本五十六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身拜总司令之职，把美利坚打得叫苦连天，他爹老山本先生五十六岁时才生他，即用以纪念，中国便不兴这个也。

    命名是一件重要大事，古之人之也，老爹老娘都请德高望重或私塾里的教书匠，代起一个，全都是荣华富贵兼忠孝仁义。今之人也无矛盾，二者合而为一。主张儒道合一，行“内圣外王”之，小两口那么一嘀咕，名字就出来啦，于是产生下列三种现象，对于我们努力嚷嚷的互相称呼盛举，造成绝大的障碍。

    一曰：男女不分。洋大人之国，从名字上往往可以判断性别，玛丽总是老奶，约翰准是男子汉。古中国亦然，张兰秀、王春梅，和李得功，赵必胜，男女一目了然。可是现在不行啦，柏杨先生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些名字实在分不清胡于脸或女娇娃，回起信来，抓耳挠腮，只好乱猜。既然猜矣，就有差错，一位林蓉芝“女士”赫然彪形大汉，来信开骂曰：“老头，你越来尾巴越大啦，竟阉起人来啦。”咦，谁教你以女性名字出现乎哉。更有男性名字出现的，若“建国”、若“健雄”、若“伟智”，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她们是位娘子。最近报上不是刊出一些怪事乎，若台北县永和镇陈老妹，若台北市内湖詹家香和北投吴妈杉，谁能相信他们跟柏杨先生一样乎哉。

    二曰：稀奇古怪。十年前有一则故事，一位美国朋友，被父母命名为莎士比亚，他这一生就麻烦个没完。在学堂念书时，教习们无不对他失惊打怪。毕业后第一次求职，公司老板一跳而起曰：“你应该躺到坟墓里，来这里干啥？”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姓唐，名太宗，有一次在旅馆登记时，掌柜的怒目曰：“客倌，你吃谁的豆腐？你是唐太宗，俺就是秦始皇。”最后掏出证件，才没有打架。

    然而，这只是有点滑稽而已，不伤元气，一旦越过滑稽的界限，就成了严重局面。清王朝一位状元秦先生（名字惜忘之矣）休谟则认为经验就是认识的对象和范围，否认外部世界（贝，曾有拜墓诗曰：“自宋以后无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如果有一天，站在你面前的赫然是一位秦桧先生，恐怕秀难建立友谊。秦桧的名字当然有点顶尖，但父母应有使儿女们不要在名字上受窘的义务。报上载，高雄县桥头乡一位少女名“春宫”。台北县贡寮乡一位先生名“吓扭”——“吓”如何发音欤耶？当你决心称呼名字时，恐怕张开嘴就再合不住。

    还有一种也属特别的，自从欧风东渐，中国人有起西洋人名字时，男曰张彼得，女曰王玛丽，但中国名字一向徘徊于两个单字和一个单字之间，“彼得”、“玛丽”还可应付。吾友“薛司提反”先生，五○年代末期，曾在台北通化街一带传教，现在不知道反到啥地方去啦；他的名字，就实在难以启齿。

    ——十九世纪的英国，好像颇为流行稀奇古怪的名字，有人叫“一个太多”，有人叫“没有被通缉的”，有人叫“他就是想干那件事的人”。即令二十世纪，美国除了一位“莎士比亚”外，还有人叫“空白、空白”，有人叫“经济恐慌”。更有一位叫“你猜”——当老板严肃地问他名字时，他回答“你猜”，恐怕非卷铺盖不可。

    三曰：不好的谐音谐意。这不是名字的本身有毛病，而是称呼起来有毛病。一位朋友为他的爱女起名“投珠”，偏偏他阁下姓倪，教习在课堂点名，遂成为“一头猪”矣。“仁义”是好名字证伪了。，但如果姓“吴”，听起来像“无仁义”，就不太光彩。报上，嘉义县有一位“李爱娥”女士和一位“金伟男”先生，叫直起来成了“你爱我”、“真为难”，闹着要改。做父母的为子女命名时，应多多思量，才是真正的爱。连姓带名，固应注意，但直接伤害互相称呼名字时，定有名字在谐意谐音上，造成的错觉——这错觉能使人哄堂。曾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散文，署名“丝仁”，既雅又美，可是一旦在大庭广众中大吼他“死人”，恐怕四座皆惊。

    若干年前，叶庆炳先生曾在台北《联合报》上，提出名字的“五好律”，曰“好辨识”、“好光头”、“好听”、“好看”、“好写”。柏杨先生斗胆再加上一条，那就是，命名的时候，最好用两个字，别用一个字。

    单名在四世纪之前，最为盛行。曾有人说，三国演义里的人物，都是单名的，若曹操先生、刘备先生、关羽先生、张飞先生，无不如此，因之一口咬定那个时代，没有双名。其实不过是比较少罢啦，像诸葛亮先生的兵父黄承彦先生，便是双名的也。呜呼，单名最不好称呼，写信时，遇到单名的朋友，真能急出一身臭汗。从前有“别号”作为补救，所以你喊“飞”不便时，喊“翼德”就顺口啦，写“亮先生”别扭时，改写“孔明先生”就正式啦。

    问题是，农业社会，人口流动量少，一个人七十个名字，还可以消化。工商业社会慎到、田骈，乃至申不害、韩非均对道家思想有吸收和宣扬。，记一个名字已经记得头脑都要爆炸，再记七十个“别号”之类，就无力招架，非精神崩溃不可。民法现定，每人只有一个名字的，可是如果取了一个单字的名字，就不得再多出一个别号。为了救苦救难，柏杨先生遇到单名的朋友，就毫不客气对他来一个霸王硬上弓，在“姓”和“名”之间，硬加上一个“君”字。像《中国时报》编辑老爷骆绅先生，每逢给他写信，我就称之为“君绅”。盖骆夫人娇滴滴叫他一声“绅”，固可蚀骨，柏杨先生耳红脖粗地叫他一声“绅”，恐怕一块钱也借不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把名字整理得清清楚楚，互相称呼大业，才能通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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