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后的第二年，曾在香港住了一个星期，看到了世界上另一种强势文化，第一次享受到言论自由，从此，却再也拿不到香港的签证。

    我是一个生长在中国大陆北方原乡的野生动物，三十岁以前从未见过护照，更不知道什么是签证。八○年代，我出狱后的第二年，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演讲，回程的途中，曾在香港住了一个星期，在这个小岛兼半岛的英国殖民地上，接触到世界上另一种强势的文化，第一次享受言论自由。当香港记者问我：对大陆若干年后接管香港的看法时，因对当前大陆了解甚少依过去的判断，我判断大陆没有能力治理香港。再也想不到，从此之后，我就成了香港政府的拒绝往来户，再也拿不到香港的签证。

    因为我不能够前往香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连累了妻子张香华，同样拿不到签证，但香港有许多朋友及事情必须要处理，这个时候，香华突然想起她是香港人，在香港出生。她决定领取香港身份证和香港护照。

    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项奇迹，经过一番周折，她找到了医院的出生证明，并经过移民局的调查和口试，完全及格--香华的母语是粤语，她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对答如流，使我大为佩服。想不到这份香港的护照，除了提供她港、台间来往十分方便之外，对她以后和各处朋友的交往，也发挥了奇异的功能。

    九○年代初期的一个秋天，她拿着南斯拉夫驻北京大使馆签了证的“中华民国”护照，在贝尔格莱德入关的时候，移民局官员突然告诉她：从今天起，南斯拉夫不接受“中华民国”护照，有签证也无效。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只有原机被遣返一条路。幸亏接机的南斯拉夫朋友向移民局提出抗议，在争吵中发现，香华有一本大英帝国发的香港护照，临时加签，才得以顺利踏进南国国土。我把这个人生实际经验，化做一个寓言--人生中挫折是必要的，几乎每一个挫折都可以化为一种营养，当初我如果不成为拒绝往来户，香华那一次就进不了南斯拉夫。

    这一次，因为香港大学举办“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要我参加观礼，我好高兴，我好像是这一类学术研讨会中惟一还活在世上的传主，大多数学术研讨会，传主们差不多都是死人。可是我对能不能取得香港签证，充满忧虑。有人劝我，不妨申请大陆探亲，然后在香港跳机。还有人劝我，前往深圳，在深圳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返香港。我已经很老了，这些花样都是年轻时候的把戏，我决心按正常管道申请。

    在申请之后，移民局要我补行提出此次赴港的目的说明，总算是给了我一年多次的入境签证。我来香港，因为有香华做翻译的缘故，加上多年来被台北定为国语的北京话，也就是被北京定为国语的普通话，在香港社会已比从前普遍，所以，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我这个总是使人不悦的文化人，听到香港朋友的高谈阔论，看到《明报月刊》及《开放》杂志，觉得今天香港所呈现以及我所感受到的气氛，似乎一国两制已发挥它奇异的功能。如果是这样，一国两制是中国人最高的政治智慧，可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将来如果发现它只是一个电脑作业上的虚拟实景，那后果可是中国人一种无法承担的重。

    然而，我是乐观的，中国人的素质和其他任何民族的素质都同样的高，而是“酱缸文化”害了我们，只要给我们长期的和平，我相信一定会培养出一种高品质的文化。

    （责任编辑：张爱敬）</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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