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五 世态说：中国，太中国式了（8）

    而农村人口、民工、城市贫困人群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和财富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开，相对贫困度更加高。

    另外一群是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享受到了城市化的种种好处，但是，大多数人卷入股市和房市的不理智赌博中，风险很高。房地产市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泡沫的征兆，万一这些泡沫破灭，可能对中产阶级会是致命的打击。

    所有制差别

    类似 “民营企业”这种概念也可能是中国特色，就是相对于那些具有相当数量和相当能量的公有、国有企业而言的。关于民营企业我已经有专文写过，不再赘述。这些国有企业要么通过专营（烟草、酒、证券等），要么通过控制资源（石油、煤炭等），要么通过其他垄断手段（电信、航空等）来进行市场化的商业活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际上通行的不一样。

    根据物理学的原理：有差别，就会有势能；差别越大，势能越高，破坏力越大。不平衡点的增加和差别的增大，甚至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平衡，导致系统崩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大概是因为中国地域大，人口多，中央集权有利于资源的集中，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以对抗可能的外部敌人和保持国家的强盛。中国自秦始皇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系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社会复杂度的增加，尤其是交通和通讯的改善，这种集权制的管理方式开始变得低效和无力，容易滋生贪腐和垄断，扼杀创新和自由。尽管历朝历代都在惩治贪腐，甚至朱元璋还将贪腐官员剥皮示众也无济于事。问题不在法，也不在皇帝，问题在于这个系统本身。

    对于一个太大的复杂系统，可能分而治之是个较好的方法。适当增加地方自治，充分释放各个小单元的活力，激发他们的动力，可能由这些小单元组成的大系统会更有力量，更有创造性和成长性。

    中国社会这些差别的形成，虽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已经引起了社会的许多问题，比如城乡差别造成的“民工问题”，地域差别造成的民族冲突，贫富差别造成的仇富心态和治安问题，所有制差别造成的市场经济不充分和不公平竞争等，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

    人为抹杀掉这些差别是不现实的，但是在这些新老差别之间能否建立一种“势能较低”的稳定平衡呢？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应该就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如果还能够适当增加地方上的自治权力，发挥好企业——尤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非国有企业的力量，应该是非常有效的。这样才能造就一批中产阶级，形成橄榄形的稳定结构。中国的繁荣才能持续。

    速度和稳定永远是一对矛盾，把握好这对平衡是艺术，更需要力量。

    5.信仰危机

    很难想象，一个人口众多的经济强国，没有主流的信仰来支撑，来平衡，来润滑，这样的“强”恐怕危机重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文明仅仅是物质文明单脚支撑的。

    从上大学起，就渴望能够被某种信仰所征服，但一直未果。只有自己独自去探索，去奋斗，信仰自己，信仰事业。碰到重大事件时，无法向外界寻求指引和力量，往往只能求助于自己的内心。

    我的童年生活在农村，经历了许多物质和精神上的困苦，得以在向内诉求的时候，可以有足够的韧性和纵深。这是非常幸运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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