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5 一样不一样（6）

    但是晋商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前进。1570年，有着大盐商家庭背景的山西官员王崇古和张四维 上疏明朝隆庆皇帝，主张明朝不要继续跟蒙古对立下去了，要讲和，要开放边境进行贸易。最终成功说服隆庆皇帝，明朝重新开放北方跟蒙古的往来。

    而对于当时地处东北的女真，明朝政府也采取了相同的政策。这样一来，从两淮盐业折兵而返的山西晋商再次把目光对准了辽阔的东北和西北大地。晋商再一次迎来了机会。

    也几乎就在这个时候，女真族在东北壮大起来，1616年，女真人建立后金政权。日益强大的后金开始骚扰中原，明朝跟后金之间就经常开枪走火了。不过商人喜欢战争这条定律不仅适用于美国的军火商，也适用于几个世纪前的晋商。当时的晋商不仅没有逃避战乱，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发财机会。于是他们以张家口为中转地，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后金贩卖战争和生活物资。

    当时后金政权的首领努尔哈赤十分看重这些跑到东北去做买卖的晋商，经常亲自接待，而且还报销来回的路费。通过这些晋商，努尔哈赤还时不时打听中原的一些情况，顺便还痛骂明朝政府的。这一切，《清实录》中都有明确记载——“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以范永斗为代表的晋商领袖人物跟努尔哈赤建立了良好的阶级感情。后来顺治皇帝把这些对清朝入关有功的晋商封为“皇商”，还把他们请到紫禁城去喝酒 。

    清军入关之后，由于战争开销的日益增大，入不敷出，财政吃紧，晋商则帮助清军购买粮秣、辎重、军马等战略物资。在为清军提供物资供给的同时，晋商也取得了清军的信任。等到清朝坐稳江山之后，晋商终于得到了回报，大量的清政府订单开始飞向晋商。

    首先是庞大的军事订单，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平定新疆。晋商组成一支随军后勤部队，跟清军一起进入新疆，保障军用物资。

    其次是金融订单，清朝年间，地方政府上交清政府的银子都是通过镖局来押送，到了清朝中后期，因为白莲教、太平天国等起义，交通运输变得极不安全，清政府干脆逐渐将财政汇兑交由晋商的“票号”来代理。晋商的“票号”也就是今天的银行，地方政府交给中央政府的财政款项都必须存放在指定的账号中，晋商则在中间赚取手续费。由于政府汇兑数额巨大，也为晋商带来丰厚的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晋商一直没有忘记继续对清政府的感情投资，清政府在镇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晋商都捐钱捐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山西，受到山西商人的热情接待，并送白银20万两。后来慈禧太后为感谢山西商人，就把给各国的赔款本息总额一亿两白银交由晋商办理，晋商又大赚一笔 。

    而晋商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更是受到了清政府的重点优待。范永斗，清朝八大“皇商”之一，常年在张家口做买卖。因为张家口是通往关外的一个要塞，在军事和贸易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清朝统一中原之后，顺治帝就很爽快地把张家口给了他，“赐产张家口为世业”。与此同时，范永斗等晋商也获准允许从事盐务买卖。

    纵观晋商的辉煌，我们不难发现其发展壮大轨迹跟日本三菱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是惊人的一致。他们都在自己所在帝国的扩张之初就跟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为他们赢得了庞大的政府订单并赚取第一桶金。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是战争，只要能够制造政府需求，商人也会不顾一切地去推动、去配合。

    不过清政府最终没能像日本和德国那样维系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晋商等社会资本也未能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并参与到当时中国命运的决断中去。被迫与清政府“荣辱与共”的晋商最终也不得不面对“成也清朝，败也清朝”的境地。

    19世纪中期开始，清朝开始走下坡路，国库亏空，无能为力的清政府转而把目光投向了晋商。晋商也被迫以各种名义向清政府捐款、借钱。而的各级清朝政府又向晋商明目剥夺。进入20世纪，清政府风雨飘摇，时局动荡不定，山西票号很多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晋商最终随着清政府的倒台而衰弱。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革，民族资本快速发展起来，中国东南门户已经被西方列强打开，外资汹涌而入，新的经济势力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

    4.   广东商帮、江浙财团和国民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西方各国的商人开始涌入中国。在这些通商口岸中，上海很快脱颖而出。虽然上海当时还是一个小渔村，但是它位于长江入海口，又有中国传统上物产最为富饶的江南作为依托，在航运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上海的价值立马就显现出来了。

    很快，大量的外国公司入驻上海。1843年，英资的上海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成立；1846年，美资的旗昌洋行把总部从广州迁往上海。这些洋行在经济上占据中国对外贸易很大一部分市场，在政治上不受中国政府管治，甚至还是能代表本国政府直接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比如当时美国驻中国通商口岸的领事几乎都是旗昌洋行出来的商人 。

    洋行和洋人的入驻，很快在晚清的市场上催生出“买办”这个新行业。对于洋行而言，他们需要靠得住的中国人帮助他们做事。而对于中国人而言，洋行收入较高，而又不必像传统中国社会中靠家族、门第才能获得资源，只要个人刻苦努力、善于经营，照样也能获得成功，因此洋行也给当时的普通中国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上升通道。在19世纪后半叶上海买办对队伍中，一些平民甚至穷人出身但是后来在上海滩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正在成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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