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择机会的重要

    经济学家可能比一般人更清楚：有选择的自由，才可能会有幸福。某种意义上，研究选择行为的经济学，也是关于人生幸福的学问。若没有选择的机会，就不会有人生的幸福；若能更明智地选择，常常有助于获得更大幸福。

    正如第1章中曾提及的，没有选择机会，就意味着“不得不”，意味着被强制，意味着个人的意志得不到尊重、个人的自由得不到保障；所以没有选择机会的人不会感到幸福。一个孩子，如果他在人生的每个十字路口都只能接受其父母和家庭的安排，而无权自己选择，那么这个孩子不会感到幸福。同样，一个公民，如果他始终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其自由意志得不到合法的表达，他就不能实现心中的梦想，这个公民不会感到幸福。

    尽管打着“自由选择”的幌子，但实际上却限制了个人选择余地的做法，等同于一种强迫，那不会给人真正的幸福。自由主义哲学家霍布豪斯曾举一例：某人坠入山崖，无法自救；另一人在崖上与其谈判，称若坠崖者愿以全部家产相赠，他就扔一绳索救之，否则便会离开任坠崖者自生自灭。此例中坠崖者答应以全部家产交换一救命绳索，看起来是自愿的(自由选择)。但实际上他是不自由的，是不得不做此选择，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

    霍布豪斯的故事在生活中或许也有其版本。譬如工人愿意接受血汗工厂恶劣的环境和微薄的薪酬，看似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可能不是，因为工人的处境可能恰好与那个坠崖者一样，他们除了“自愿”全部付出自己唯一的资产——人力资产——之外，别无选择。这为社会向工人提供起码的工作条件和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了一个理由：社会保障系统的作用，在于使得工人的选择机会有所扩大。

    让人们有更大的选择的自由

    大多数经济学家关于政策的主张，总是与扩大人们的选择机会有关。甚至，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要知道一个政策的优劣，只需要看看这个政策是增进了人们选择的自由，还是缩小了人们选择的自由，便可给出恰当的评估。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93—）教授就主张，理性的政策应该增进个人选择的自由，而不是空谈效率或公正等抽象原则。换句话说，评价一项政策时，它是否增进了人们选择的机会和范围，将是比套用效率或公平等抽象原则更具现实性的评价标准。毕竟，选择机会的扩大很容易取得一致的辨识，而效率和公平等抽象原则却不那么容易争辩清楚。

    给人们更大的选择自由的政策，可以给人们带来更高的主观效用。比如，若要对贫困家庭进行补贴，经济学家更赞成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货币补贴而不是发放食品券，因为货币可以用于购买任何东西，而食品券只能用于购买食品严格说来，得到食品券的家庭可以通过“黑市”等将食品券兑换成货币再购买其他东西，但黑市兑换意味着家庭得到的货币价值必然低于食品券的购买价值(也就低于与食品券购买力等值的货币补贴价值)。，所以货币补贴可以比等价值的食品券给家庭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而是一种更有效率的补贴方式。又如，对于国内户籍和劳动力流动的管制，政治家或许有其出于各种目的之考量，但经济学家大多主张放松这些管制，放松管制意味着人们选择工作地和居住地的机会大大增加，人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所渴望的生活和梦想。

    甚至在孩子的教育中，扩大选择机会这一原则也是适用的。茅于轼先生写过一本书《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他谈到了父母总是希望管教孩子，帮助孩子决定专业、婚姻等诸多人生大事，但这样做未必见佳；真要想让一个人更好地成长，最好的途径应该是给他（她）自由。给一个人自由，就是给予一个人选择的机会，这是让他(她)幸福的前提。也许，有人会说，孩子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但问题是父母的选择也不一定就正确。一个人没有理由用一种可能不正确的选择去干预另一个人可能错误的选择；倘若一个人的选择并不构成社会公害，那么限制其选择的自由将始终是不对的。

    扩大一个人选择的机会，尊重一个人选择的自由，有时会以牺牲他人的机会和自由为代价，但大多数时候并非如此。大多数时候，不同人的机会和自由是可以同时增加的。若确实遭遇到人与人之间在机会和自由上的冲突，则“平等”就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任何一个人不应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因此我们在这些冲突的时刻应试图促进人们享有平等的机会和自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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