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钱之初，性本善（希腊—罗马）（2）

    这就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梭伦改革”。

    实际上，梭伦所做的，远比解放“六一农”有意义。

    颁布“解负令”后两年，雅典社会趋于平稳，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铸足值货币，货币增重（重量各说不一，各种货币大致增重在10%～12%之间）。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也使地理位置优越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被分为四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不同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等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力。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最终，“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利益。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无可牺牲，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由此，我们才讴歌改革，改革、改革，改而不革。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贫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笑，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这样的社会，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诚哉斯言：

    “我所给与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梭伦

    乱世生银行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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