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风浪：挫折困境中逆势成长（8）

    在这次定夺乾坤的董事会之前，民生银行于2006年6月27日还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4次临时会议。这场会议由张宏伟主持，开得非常紧张，有两名独立董事和一名董事放弃出席。董事之一的安泰集团董事长李安民书面委托张宏伟代为投票，独董之一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伍淑清甚至临时请假并委托刘永好代为表决，亲疏立现。对董文标提名的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及行长助理人选，冯仑和王玉贵都投下了弃权票。

    另外，民生银行的关联贷款也是矛盾的焦点之一。

    在民生银行2005年年报中，披露股东关联贷款仅11.75亿元。到了2005年年底，这一数字也达到了37.575亿元。而在2006年的年报里，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在民生银行2006年的关联贷款，达到了42.38亿元。

    其中，副董事长卢志强的泛海系及其关联企业在民生银行的关联贷款最多，达到33.86亿元，占关联贷款的比重达到79.9％； 另一位副董事长张宏伟所在的东方系关联贷款则有所下降，为3.5亿元。 除了“泛海系”和“东方系”，其他股东的关联贷款合计约10亿元。

    举目望去，只有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等少数几家股东企业“没有湿了鞋子”。

    在意外失去董事席位之后，刘永好发奋雪耻，使出了“狡兔三窟”之计——在数年时间的增持过程中，以刘永好为法人代表的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民生银行的股份达到9.99%，以其女儿刘畅为法人代表的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达到4.7%，以其二哥刘永行为法人代表的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37%——三家持股比例之和超过了17%，拥有了绝对话语权。

    “前度刘郎今又来”。2009年3月23日，民生银行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增选董事的议案，刘永好惜别三年后再次出任副董事长。

    “大家都想开快车，遵守交规就ok。民营股东出于利益动力，积极争夺话语权没什么不对。在程序内博弈就是好事。”民生银行首任董事冯仑如此评价这一番争斗。

    国有企业是有约束，无动力；民营企业是有动力，无约束。与崛起于市场底层的中国大多数“草根民企”不同，民生银行是在行政力量的许可、参与下，由尚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社团主导创办的，因此一开始就混杂着民营与国有两种体制基因。在民生银行筹备阶段，全国工商联要求所有投资民生银行的股东签订协议，将自己在每年股东大会上表决权的30％委托给工商联（这一特殊政策在民生银行上市前夕被废止），由经叔平代表行使。这一精心安排的治理结构，被董文标精辟地归纳为：民有、国营、党管。

    这是民生银行自创立时即有的基因，恰是这种基因，导致了此后数年民生银行在管理层与上级机构之间、股东之间、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以及管理层内部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博弈。

    兄弟携手援助地震灾区

    2008年5月12日下午，正在贵州出差的刘永好，与几位高管在贵阳饭店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讨论某项目方案。突然，所有人都感到地动山摇、头晕目眩。很快，有人收到短信：“成都发生地震了！”

    听到这个消息，刘永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抓起桌子上的电话，迅速打给成都集团总部，但电话已经打不通。最让刘永好担心的是他们公司位于彭州的华融化工厂。如果地震严重，将导致化工原料泄漏，后果不堪设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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