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热波：迈出全国扩张的大步（5）

    1988年的某天，为解决这个问题，新津县所有常委都到希望科研所开现场办公会议，但那个土地局局长就是不肯来。刘永行气得产在忍不住了，不禁在电话里对他破口大骂。自从，刘永行兄弟也断了征地的念头。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刘永行兄弟只好自断财路，把10万只价值数百万、每年能带来几十万纯利的种鹌鹑全部杀了，用这种腾笼换鸟的方法，把养殖场改建成了猪饲料生产车间。而企业发展所极需的土地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才在县政府的支持下通过边建设边报批的方式解决了。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并把它扫一个干净？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这是莎士比亚戏剧中著名的“哈姆雷特难题”，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私营企业都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对于很多私营企业家，权力寻租几乎是他们当时“自然而然”的选择，但他们一当踏入官商勾结的泥潭，便会越陷越深最后难以自拔。

    刘永行兄弟的选择是：只走前门、不走后门，绝不行贿。作为一名商人，刘永行兄弟的作法无疑是最不经济划算的——他宁愿杀掉价值上百万的鹌鹑，也不愿意拿出这些鹌鹑价值的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去行贿。

    刘永行兄弟的坚持与“犯傻”，让他们从创业一开始就避开了原罪的陷阱。当然，坚持原则的刘永行兄弟无疑是幸运者，因为更多的企业家因为自己的坚持原则而湮灭在了那些官场的深渊中。

    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难”是原料供应的难题。

    做饲料的原料中，有些是属于统购统销的范畴，比如棉饼。当时四川的棉饼都是由外贸部门统一收购销往国外去的，一般的人根本买不到。刘永行兄弟派人四处打听，最后得知在德阳有一家粮食机械厂在收购棉花做加工业务。

    希望饲料公司一位叫曾大姐的员工跑到这家粮机厂，找到他们经理提出要买棉饼。谁知道，经理一句话就把她给堵回来了：“我们的棉饼全部都由德阳县外贸收购，你如果想要，就到外贸局批额度吧。”曾大姐又跑到外贸局，对方同样是不理不睬。

    曾大姐不死心，又跑到粮机厂。在经过厂区时，她发现设备都停在那儿没有生产，而当时正是棉花收购的旺季。她又跑到仓库，看到里面堆积了大约有5、6吨棉饼。原来这是外贸的订货，要下个月才发，但对方的款子没到，棉机厂没钱去收购棉花，只得停厂待料。

    曾大姐灵机一动，说我现在就付现金，把你们仓库里的棉饼先拉走，你们拿这钱再去收购棉花，马上生产一批棉饼再给外贸。

    从商业角度来考虑，把闲置的设备利用起来，让资金多周转一次，也多赚一回钱，这无疑是天大的好事。但那位在计划经济的“温水”中浸泡得太久的国有企业经理人，觉得多干少干都是拿那些工资，他根本不愿意多找事惹麻烦。最后，在曾大姐软泡硬磨下，才好不容易买到了那批棉饼。

    1988年第二次来华访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这样问中国的导游：如何区分个体商店和国营商店？导游的回答很简单：“在个体商店，他们是真的想把东西卖给你；在国营商店，他们无所谓，售货员就站在那里聊天也不想搭理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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